第二章（第4/7頁）

我問斯波爾還記不記得那個年輕人的長相，他說他描述不上來，只記得他和其他所有靠爸媽養活的年輕人長得一樣，都是一副被慣壞的樣子。大概案發前三天，當斯波爾在韋德家附近盯梢的時候，那個年輕人幾乎透過窗戶看見他了：他徑直看著斯波爾，他沒來得及躲藏。不過幸運的是，雪下得很大，他可能以為自己看錯了。

“我敢肯定他就是那個叫理查德·弗林的人，”我說，“你確定沒有一個年輕女人和他們在一起？”

“確定，只有他們兩個。我說了，我到那裏時大概是晚上9點，那個年輕人到11點左右才離開，然後教授就一個人在家了。我又等了大概10分鐘，以確認那個年輕人已經走了。我本想去按門鈴，然後等韋德開門的時候照他臉上來一拳，但是他自己讓事情更好辦了——他把窗戶打開了，看了看後院，然後上樓去了。所以我偷偷溜進屋子，躲在過道裏。”

韋德回到客廳，關上了窗戶，然後坐在沙發上讀些東西。斯波爾偷偷繞到他背後，用球棒打了他的頭。可能這一下打得不是很重，因為教授尚能站起來和他對峙。斯波爾繞過沙發，開始瘋狂地擊打他，打了10下到12下，韋德就倒在地板上了。他正要找現金，突然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於是他拉開了玻璃門，繞到屋後，逃進了風雪中。

他把球棒扔進了半冰封的湖水裏，然後回到阿森平克溪的木屋裏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在普林斯頓車站遇見了斯萊德，兩人就出發去密蘇裏了。後來他聽說教授被打死了。

“可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總結道，“所以我最後成了殺人犯。知道嗎，從那以後，每當我做什麽壞事的時候，都好像是從一個夢中醒來一樣，我不相信我是做壞事的那個人。我一直認為，我是因為吃了那些爛人給的藥，才會像這樣失去理智的。我不是說這麽講就不用擔罪了，不過無論如何，說這些都沒有用了。”

“你當時還是處在警方監控之下的，”我說，“你要離開新澤西的時候，有沒有人開始警覺了呢？他們沒有來找你嗎？”

“我不知道啊，老兄，我就是走了而已。那之後也沒有人問我任何問題，而且我也沒再有過什麽法律上的麻煩，直到2005年因為超速行駛，他們把我從高速公路上攔下來。我告訴我的律師，幾年前我是特倫頓的病人，所以他要求法庭為我做了個精神方面的檢測。法庭委托的專家認為我精神正常，所以就把我送了審，定了罪。你知道這事的諷刺之處了吧？我在精神正常的時候——我說過我一開始精神是正常的——被送到了瘋人院去；但是當我確信自己腦子不太對的時候，他們卻拒絕把我送進瘋人院，而是決定直接給我打一針，弄死我。”

“事情已經過去這麽多年了，你可能不是每一個細節都記得很清楚，所以讓我再問你一遍：你是否確定，教授那晚和一個20歲左右的白人男性在一起，沒有別人了？可能你看得不是很清楚——外面下著大雪，你藏在後院裏，可能你的視線不是很好——”

“我真沒看見別人，老兄。你說你是當初被派去調查這件案子的……”

“是的。”

“那你可能還記得那個地方的樣子。客廳有兩扇大窗、一扇通往後院和湖的玻璃門。當屋裏開著燈、窗簾沒有拉上的時候，屋裏的東西你能看得一清二楚。教授和那個年輕人在桌邊吃東西，聊天。接著年輕人走了，剩下教授一個。”

“他們吵架了嗎？”

“我不清楚。聽不到他們在說什麽。”

“你說那個年輕人走的時候是晚上11點？”

“大概是11點，我不確定。也可能是11點半，但是不會比那再晚了。”

“接著10分鐘以後，你襲擊了韋德。”

“就像我說的那樣，我先潛進屋子，躲起來，然後他回到客廳，我就開始掄他。打了可能不止10分鐘，有20分鐘，不會再久了。打他第一棒的時候我的手還是凍僵的，所以我又補上了幾棒，說明我在室內藏得不太久。”

我看著他，心想當年推測謀殺可能是教授之前的病人前來復仇時，怎麽會完全忽略了他？

教授做過證的案子有一大串，這沒錯，而且當年那個檢察官愚笨、沒有章法，他讓我們去調查每一條線索，第二天就改了主意，不再讓我們去探尋那些可能是正確的線索。所以可能是我沒有得到機會把每件事的細節都摸清楚。記者不斷騷擾我們，在報紙上刊登各種荒誕不經的報道。而我自己開的車裏面一直藏著酒，擔心自己會因為喝得太醉被警局開除。當我回顧那段日子時，我懷疑自己對找到殺害韋德的真兇一事並沒有多大興趣——那個時候我只顧著自己可憐自己了，不斷為自己的無能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