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7頁）

“那麽你一點兒都不知道在你打了教授之後，進屋的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我立馬就跑了。我沒想到會有任何人在那個時候到他家去，所以我用最快的速度逃跑了，頭也沒有回。我以為我只是胖揍了他一頓。周圍有不少吸毒的，所以警察可能會把這當作一次入室盜竊。我想，有人被打了一頓不會是件大事，而且那時候我已經走遠了。但是他死了，這樣一切就都不一樣了，是吧？”

“你是不是不知道門外可能有不止一個人？”

他搖了搖頭。“抱歉，知道的我都告訴你了。”

“韋德並沒有當場死亡，而是兩個小時以後才死的。”我說，“如果有人確實在午夜的時候去了他家，那麽那人應該叫救護車才對。但是救護車並沒有來。也可能你覺得自己聽見有人進來，但其實只是強風吹動了門鎖而已。”

“不，”他決然地說，“有人打開了門，走進了屋子。”

“那麽那個人就讓韋德躺在地板上等死？”

他蹙著眉，盯著我看了很長一會兒，像一只困惑的猴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說，他沒有被當場打死？”

“沒有。這個身份不明的人本可以叫來救護車救他一命。可是直到第二天早上，那個修理工才撥了急救電話，那時已經太晚了，韋德已經死去幾個小時了。”

“所以你想知道是誰去了他家？”

“是的。在你攻擊他的時候，他有沒有說什麽？有沒有呼救，問你是誰，或者說了別的什麽？他有沒有叫喚什麽人的名字？”

“沒有，他沒有呼救。可能他低吼了什麽話，我記不得了。開始他想防禦，但是倒下以後他只是努力護住自己的頭。不過他沒有喊，我確定。反正喊了周圍也沒有人會聽見。”

那兩個帶槍的警官走進來，其中一個示意我時間到了。我正要對斯波爾說“再見”，就馬上意識到那將是句笨拙的玩笑：再過8個星期這家夥就要死了。我再一次感謝他同意和我見面。我們站起來，他動了一下，好像要握手似的，但是接著就轉過身去，夾在兩位警官中間，拖著腳鐐磕磕絆絆地走了。

***

我又是一個人待在屋子裏了。我把煙從包裏取出來，拿在手裏，怕出門時忘了交給警官。

那天午夜時到教授家去的人，看到他癱在地上卻沒有叫救護車，這個人是誰？他沒有按門鈴，沒有敲門，而是用鑰匙開門進屋——如果斯波爾沒有記錯的話。過了這麽多年，人的記憶確實會出岔子。但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波爾和我說的，與德雷克·西蒙斯當時的證言不相吻合。約翰·凱勒幾個月之前又重新確證了一遍，但西蒙斯的證言還是沒有改變。

在約翰·凱勒的調查最後，他總結了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還拿給了我一份。他懷疑在謀殺發生的時候，勞拉·貝恩斯就在現場，並且偷走了教授剛剛寫好、要交給出版社的書稿。凱勒猜測勞拉和理查德是同謀，因為勞拉在體力上不具備獨自殺死韋德的能力。他相信理查德最有可能是揮棒的那個，但是勞拉·貝恩斯是謀殺案道德上的主犯，整樁案子的主謀，並且是唯一一個從中獲益的人。

但是如果斯波爾說的是事實，那麽勞拉·貝恩斯就不需要弗林做謀殺的幫兇。她恰好在襲擊之後到了那裏，看到教授躺在地板上，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偷走書稿，關上斯波爾從中逃跑的那扇玻璃門，並在走之前關上了大門。德雷克·西蒙斯說過，早上他來到教授的別墅時，發現所有的窗戶和門都是關著的。

接著我想起了另一個在醫學檢查報告中提到的重要細節。驗屍官一直困惑於一件事情：韋德遭受的所有擊打中，只有一擊是致命的。那很可能是最後一擊，打在左邊太陽穴上，當時受害人也許已經倒在地板上，深陷於昏迷中。斯波爾說他用毛巾包住了球棒，一根用毛巾包起來的球棒不應該是殺傷力很大的武器。但是如果殺死韋德的那最後一擊，是出自另一個人之手呢？

***

過了幾分鐘，馬特回來了，我們按原路走出監獄。在大門口，我把香煙留給了弗蘭克·斯波爾，然後向停車場走去。天空已經放晴，伸向遠方，籠罩著整個草原，找不到一片雲彩。一只鷹遠遠地在天上盤旋，不時發出尖利的長嘯。

“你還好嗎，兄弟？”馬特問，“你臉色像死人一樣煞白。”

“我沒事，可能是不習慣那裏的氣氛吧。你知道附近有什麽好一點兒的飯店嗎？”

“有個叫‘比爾廚房’的地方，在I-55公路上，離這裏大概5公裏遠。想去嗎？”

“說好了我要請你吃午飯吧？我的航班還有4個小時才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