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7頁）

“弗蘭克，你說你殺了約瑟夫·韋德，這是真的嗎？”

“是的，警官，是我殺的。坦白說，我不想這麽幹，我不是一個殺手，至少那個時候不是。我只想教訓教訓他，知道吧？把他送進醫院就夠了，不用去太平間。那家夥手還挺狠的，所以我想回敬過去，但是不巧下手重了，殺了人。不過，我在精神病院見過兩年世面以後，應該不會有什麽東西能再讓我失態了。”

“把事情完整講講怎麽樣？我們有一個小時可以聊。”

“門外的老兄可能正替我縫裹屍布呢。”他說，強顏歡笑，“那就說說唄。要跟你說的，我也已經和另一個老兄講過了，他說他在寫一本書。”

***

弗蘭克·斯波爾15歲的時候從高中輟學，開始和一群開遊戲廳的人混，他是給他們跑腿的。他爸爸在一家加油站工作，媽媽是個家庭主婦，還有一個小他5歲的妹妹。兩年之後，他的家人搬到新澤西去了，弗蘭克再也沒有見過他們。

20歲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看作一個行走江湖的騙子了，做著各種偷雞摸狗的勾當：偷點兒東西在布魯克林的黑市上出售，還賣一些走私香煙和假冒偽劣的電子產品。有時候他替放高利貸的要要賬，或者去幫幾個妓女拉拉客。

在黑幫裏面像他這樣的小夥計總有不少，從貧民區的背街小巷到帶遊泳池的百萬豪宅，由一組復雜的鏈條聯系著，而他就是這片網絡中的一條小魚。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始終做著同一種活計：20塊錢的欠條一張接一張地追討，越來越老，越來越無足輕重。他們中的一些則能拾級而上，最後穿上名貴西裝，帶上金表；還有一些會犯下重罪，在監獄裏面爛掉，被眾人遺忘。

1985年的秋天，斯波爾賣給普林斯頓的一些人兩箱煙，他們用一些法國香水跟他交換。他不久就發現，這批香水中有一半是假的，所以就想討回自己的錢。他找到了其中一個人，揍了他一頓，拿走了他口袋裏所有的錢。但是一個巡警恰巧經過，把斯波爾當作搶劫犯逮捕了。他只字未提香煙的事，因為那樣他的麻煩就更大了。

法庭給斯波爾安排了一個名叫特裏·丹恩的公設辯護律師。事有湊巧，斯波爾打的這個人並沒有犯罪前科，他是一個38歲的小店店主，已婚，有三個孩子。斯波爾呢，輟學青年，並且收到過好幾次違法警告。丹恩試圖和受害人謀求私了，但是沒有結果。

斯波爾面臨兩種選擇：要麽作為一個健全的成年人受審，這樣的話他將面臨5至8年的監禁；要麽由一個醫學專家鑒定他在作案時暫時性突發精神病。弗蘭克的律師建議他選第二個。丹恩暗示說，他認識一個業界專家，不出幾個月，弗蘭克就能走出精神病院重獲自由。特倫頓精神病醫院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宜人的地方，但還是比海灣國家監獄要好一些。

約瑟夫·韋德和另兩位專家為斯波爾做了檢查，確診他患有躁郁症，建議將他收治於一家精神病醫院。所以幾天之後，他被送到特倫頓，並被告知過幾個月他將康復出院。

“為什麽你沒有被放出來？”我問。

“你進過瘋人院嗎？”

“沒有。”

“永遠也別去，太可怕了，老兄。我進去不久，他們給我喝了杯茶，我兩天後醒過來時，連自己的名字都他媽不記得了。那裏的人像畜生一樣嚎叫，或者突然莫名其妙地把你撲倒，揍你一頓。一個人在護士試圖給他喂食的時候，把她的耳朵咬了下來。都是我親眼看見的，天啊……我聽說在六十年代，他們還曾經把病人的牙都拔下來，聲稱是為了防止感染。感染個屁啊……”

他講了他的故事。他經常挨打，看守和病人都會對他拳腳相加。他說，看守們的心眼兒都壞透了，如果你有錢，你可以讓他們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沒有，就把你往死裏打。

“人們都以為，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心裏面最想的是女人，”他說，“告訴你，根本不是的！當然，你會很想找個姑娘爽快一下，但是相信我，最重要的東西是錢。如果你沒有錢，那你基本上就死定了——沒人會在乎你，只有在揍你之前會看你幾眼。我一毛錢都沒有，天啊。在監獄裏面，即使家人不給你送東西，你也可以幹活，掙兩個錢。但是在瘋人院裏面，如果沒有人給你送點兒金銀細軟，你就只能整天盯著墻。沒有一個人給我送一毛錢。”

斯波爾說，他入院三個星期後，被轉入了一間特殊病房，其中有十幾個病人，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全是暴力罪犯。他後來發現，他和這些人都被用來進行一項藥物試驗，這個項目是由一個叫約瑟夫·韋德的教授主管的。

“我和我的律師見過幾次面，但是每次他都只是讓我再忍忍。最後，他直接告訴我，一年之內他會向法官申請放我出去，或者至少把我轉到一家管理不是那麽嚴的醫院。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難以置信：兩個人騙走了我的東西，我把其中的一個人打了，拿走了他錢夾裏的80塊錢，根本補償不了我被偷走的香煙，然後我就被關起來了，至少得在瘋人院裏待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