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波托西懲戒中心是一個紅磚砌成的巨物，被帶刺的鐵絲網和電網圍繞著。它坐落在大草原的中央，遠看就像一頭困在陷阱裏的巨獸。這是一座最高保安級別的監獄，裏面有800名犯人，由100名警衛和後勤人員管理著。訪客的停車場周圍有幾棵瘦弱的樹，是這片傷心景色中唯一的一抹色彩了。

馬特停下車，我們一同走向西面的員工通道。我們穿過一個由血紅色石片鋪成的院子，然後進入一條通向建築物深處的走廊。馬特向我們路上經過的每一個穿制服的人敬禮，都是些面色冷硬的粗漢，見識過太多的嚴酷。

我們經過了一個安檢口，存好所有的個人物品以後，我倆來到一個房間——沒有窗戶，地上鋪著油布，所有的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

一個叫蓋瑞·莫特的警官操著濃重的南方口音，給我們講了一些尋常的規程：“見面不能超過一個小時。如果你們想早點兒走當然沒問題，跟陪著犯人的警官說一聲就行了。身體接觸在整個會面過程中都是不允許的。任何東西，不管是你們想給犯人的，還是犯人想給你們的，都必須先經過檢查。會面當中，你們都會在錄像監視下，你們拿到的任何信息，必要時都可以被納入法律程序裏面。”

這一套程序我早就熟悉了，但還是聽完了他的長篇大論。然後他就離開了，馬特和我坐下。

“所以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說。

“不是世界上最開心的地方，”他冷冷地說，“而且多虧了你，我的一天假期就這樣付諸東流了。”

“中午出去之後我請你吃頓大餐。”

“你或許應該請我喝幾杯。”

“那你還是自己喝吧。”

“你可以朝那邊打個手勢，”他說，並且用下巴指了指房間一角一直盯著我們的監視器，“朱莉婭正在監控室值班。”

他站起來。“我得出去走走，有些東西要買。一個小時之後我回來帶你出去。表現得好一點兒，別鬧出什麽亂子。”

走之前，他朝監控器揮揮手。我想象著他老婆坐在椅子上，望著一墻監控畫面的樣子。她是一個強壯的女人，幾乎和馬特一樣高，在南北卡羅來納州的某個地方長大。

我等待了幾分鐘，然後門吱呀一聲開了。弗蘭克·斯波爾走了進來，身邊一左一右是兩個帶槍的警官。他穿著一件灰色的連體衣，左胸前有一個白色的名牌，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他的手被銬在背後，腳上也戴著腳鐐，使他邁不開步子，並且一動就嘩嘩作響。

他個子不高，骨瘦如柴，如果在大街上見到他，你不會再多看他一眼。但是很多因為血腥謀殺而鋃鐺入獄的人，其實都是他這副德行——幾乎沒有特別之處，就像一個機械師或者大巴司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只有進過監獄的人才有文身，你一眼就能看出來誰是罪犯，但是現在每個人都在他們的皮膚上亂文亂畫。

斯波爾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咧嘴笑了一下，露出和炒蛋一樣黃的牙。他的髭須是黃沙一樣的顏色，從嘴的兩邊延伸下來和絡腮胡子連在一起。他的頭幾乎全禿了，腦殼上僅剩的一些頭發茬兒，也讓汗給糊住了。一位警官說:“你可要當個好孩子啊，好嗎，弗蘭克？”

“要不我就要和假釋說拜拜了是吧？”斯波爾頭也沒有轉一下地回答說。“你覺得我能幹嗎？”他繼續反問道，“掏出我的老二，捅開手銬嗎？”

“說話注意點兒，小公主。”那位警官回嘴說，然後他轉向我:“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們就在門口。如果他開始耍花招，我們立刻就會趕到。”

兩人說完便出去了，留下我和犯人待在一起。

“嘿，”我說，“我叫羅伊·弗裏曼。謝謝你同意和我談話。”

“你是警察？”

“之前是警察，已經退休了。”

“我就打賭你是個警察。1997年在印第安納，我遇見過一個怪人波比，他有一只叫‘酷兒’的狗，它能聞出條子來，即使對方沒有穿制服，知道嗎？真是一只很屌的雜種狗。現在都想不通它是怎麽做到的，它一聞到條子的味道就開始叫。”

“真是條好狗。”我點頭稱是。

“可不……聽說你對新澤西的舊事感興趣。”

“我是當時參與韋德一案的警探之一，韋德就是那位被打死的教授。”

“是的，我記得他的名字……有煙嗎？”

我已經15年不吸煙了，但是我聽取了馬特的建議，帶了一條駱駝香煙來。我知道在監獄裏，煙是用來交易的主流貨幣，僅次於毒品和安眠藥。我把手伸進包裏，抽出那條煙，讓他看到，然後又塞了回去。

“我走以後你就能拿到，”我說，“他們要先檢查一下。”

“多謝。我在外面沒有人，我20多年沒見過的我親人了，甚至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著。再過三個月我就上路了，說我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所以，你想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