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4/7頁）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課，教《孟子》。季肅初以我對歷史有興趣，要我教歷史，我不敢應。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學校教師要憑資格，只國文視學力或作品，我須守法。民國以後歷史，我曾身歷其境，與教科書所記不全同，我如何說法？我不願生事。我對學校歷史課卻有一點意見：中國歷史太長，上古的記載文字深奧，故一開始易感艱難乏味。讀到近代都是國恥紀錄，令人氣餒，令人怨憤。又初高中各只有兩年本國史，讀到近代，實是最要緊處，時間已無幾。編書者或顧忌，或投機，取舍無遠大標準，毀譽過分。一個民族的神聖生存紀錄，變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漢鬥爭錄，青年不感興趣，無怪其然。看學生周記，很易發現討厭史地的話：以為死人死地，不與吾人今日有關。我曾提議：初高中歷史連接而非重復，不用雙圓制。初中先給一個首尾銜接的時間觀念，高中以紀事體的重點單題提出。我是在教職員聚餐桌上臨時想到，當時隨便提出一個異民族入中國題目為例。後來看見呂思勉先生的“大學通史”教本，與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講單題，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個文化單題為第一冊。第二冊為從頭到底的通史。大學與中學不同，學生富有閱讀能力，且都有過根底，故可先從單題著手。我們的先民傳給我們如此悠久的歷史，用種種方法生活在這塊可愛的國土上，我們應有義務把他編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後代的人發生興趣，加以愛護。我有此心，而無此力。曾對季肅說，倘由我試，要讓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學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轉學。我瑣瑣述此，期諸有心人。青年們亦需要更多的課外讀物，不僅史地科。

講《孟子》是我自己的選擇，經季肅同意。南屏學生沒有看過整本線裝書，聞線裝書而厭怕。我第一堂功課上完，將“民本”“厭戰”“性善”幾點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說，分清楚。“王道”從人民“不饑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謹庠序之教”開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則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齊桓、晉文之事，為其喜功，是針對梁惠王之好戰不顧民生。青年們初聞王道、霸道疑為迂闊，我將二者分列為表，結論“王道”即為人道，以民為主，霸道為成功主義。治本治標，按時勢都屬需要，而“人道”是天經地義。抗戰初期，尤其經過逃難生活的青年，更為可愛，她們用不著我多說。我雖然很魯莽的如此介紹《孟子》，她們再讀原文，對於本國的先哲從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對其時代的見解，和對其時代的努力了。從這經驗，我覺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沒有對本國學術思想有成段的認識，學校裏只讀短篇選文，是不夠的。

南屏初期幾班同學，眼見學校從篳路藍縷中生長，休戚相關，連她們個人升學成家問題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肅事事促成“學生自己做”，故學生主持一件事或一個會，如何布置，如何發言，都很自然，不必指點。在我的功課裏，每兩周我請她們發問，筆問筆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見解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做間諜的人何以從容不迫？”“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執之甚是，舜竊負而逃，未為合理”等類。我回答：間諜工作如純為國家，胸中沒有歉然。臯陶一段，正是中國倫理與法律的矛盾。日本維新時代，極力灌輸法律重於倫理，戲劇中常表現。時局一日一日黯淡，她們常常要問時勢，我給她們兩個比喻：“抗戰如比球，建國如考試”。“比球”有陣線，同隊者互相照顧，我們可以靠人；“考試”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顧。開羅會議後，我知道戰後台灣將還給中國，忍不住一天向學生說：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讓我教地理，大家對我呆看；我說：我生而國家失掉的一塊土地，拿回來的時候，給我機會在地圖上將這塊地區畫成本國一樣顏色；我告訴她們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樂，一年過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講《孟子》，而高三要我繼續任課。為考大學有“國學常識”一門，學生和季肅都想我擔任這件事。這題目如大海撈針，而高三的時間有限，我請夏尊先生擔任，而願為助。夏先生要改兩班文卷，已經想讓出一班來，不肯再添鐘點。於是我固請其答允，由我先教，無論何時，感覺不濟，請他接下去。如此我擔任高三“國學入門”，而且不得不兼一課《論語》。加《論語》的理由為“國學”如一百貨公司，時間有限，每個部門只能見點零貨樣品。而“儒家哲學”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文化最大，則最少這一部門能認識個主流。我選了坊間現有的幾種國學概論、常識、入門之類，與季肅商定一本講授。一星期過去，空氣甚為沉悶。我試試離書自講，寫幾頁講義，甚受歡迎。於是如入了陣，只能向前，不能退後，一直寫下去。這一年，不是我教學生，而是學生引導我。為減少出門次數，我的功課是兩小時連續，初恐學生厭倦，後來常在休息期間學生問長問短，我出不了講堂。我混在這些可愛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時間差不多都為了她們用。不但我的講義采取前賢時賢的意見，其他我看的書報、聽的消息、聯想的故事，凡於功課有助，都透一點給她們，我成了無事忙的販子。季肅說我的講義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縮寫。許多補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國文課中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