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戰後的莫幹農村

抗日戰後，我最切心而亦最不容緩的一件事，是庾村工作的復興。我對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君說，復員必繼之以復興，僅僅維持現狀是不夠的。我已經看出人民所仰望的勝利復員，轟轟烈烈一時的接收，接收後不進而退，一般國家事業均在走下坡路趨勢，心中栗栗危懼。我們這點私人志願工作，是只可向前，不容停滯的。愛護我的親友為我擔憂；同情這個工作意義的，指導我支持我。由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從屋破場荒，到有桑有蠶有牛，不但陸續修葺破屋，還添設六間蠶種室，一座牛舍。若做下去，我們的生產所入已足夠維持教育，我的農村職業中學計劃當能實現。現在不論誰做，事業若存在，心力總不白費。我感謝支持我的親友們熱情、同仁們的努力，瑣瑣記其事。

民國卅四年的十月，莫幹小學在門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復課，昔年幹部只剩性白一人。校董會議決慰勞抗戰中久於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長鄭性白，教員李雪鈞、陳元城，事務員王紹綸，校工江騰才。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因陋就簡，學校已經搬回原址，可以象征舊業，其他暫置不問；另一條是急速並加緊生產事業，為學校謀久遠之計；我取的是第二條路。第二條略亦有兩個方式：其一以依賴當時所謂“善後救濟”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為主，倚賴救濟居次；我取的是後者。換言之，我采用積極以自力推動，由生產以復興農村，教育亦在其內的方法。

我做這個決定時，並非急遽武斷，亦非純為感情所牽。曾籌之甚久，思之再三。第一，我們這個工作開始時一個宗旨是“報答社會”，我還有可報答的一點憑借，故用自力為先。但我的能力已大非當年可比，不用作生產而只消耗，不過幾時，將欲熱心而未能。且農村亦急待有活氣，故著手不可稍怠。第二，戰後福斯生活愈窘，求差謀職更加集中於政府機構，只見“攘攘”，不見“熙熙”。我愈覺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職業”的宗旨是對的。他當年以代人謀官為苦事，以助人在社會自謀生活為樂。做農村工作亦帶點這個意思，庾村最早三個工作幹部都是小機關職員。農村地廣，不像都市中“有”與“無”的對比甚顯，正是應該及時努力的地區。第三，抗戰後常聽人“謀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這安全是不可靠的。我常常說，只有在前進中謀安全，無有在安全中求安全。人心都在思動思變，不變不動只有隨著狂瀾，或被狂瀾倒。我對政治看法如此，對庾村小範圍看法亦如此。曾向性白解說再三，維持消極的現狀，以一二人為中心是不可能的。他聽我言，未嘗不以為然。我們蹉跎時間甚多，他不知外面縱有助力，一切須待我們先有其“事”。我此時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對不起莫幹小學的大錯，沒有考慮一位校董的提醒，將學校基金換成外匯以保值。莫幹小學的基金是公債，是膺白所定，含義甚重，我不忍改。又國家危急之際，我正在勸人買救國公債，豈有將已買之國債悉數出脫之理？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壯而壯他曰：“有國家當有莫幹小學，有我亦定有莫幹小學。”我不是騙他，我有二件準備：其一，襲膺白原議，晚年以家用為校用，曾指愛棠路住宅說：“此屋不知誰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時，我賣屋以供校用。其二，學校有三百畝田，是抗戰前最後一年所買，是我一個人爭持而得。我們從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兩個題目：一件是戰事如不可免，我與膺白將做些什麽？上章已述及。另一件是如何維持庾村事業？這時庾村工作已到第四個年頭，除學校有足夠基金，公共倉庫有一筆押米本錢，生產之事都未有出息。我們顧慮這點工作，更顧慮同人的生活。膺白曾想到為同人儲蓄，那時我們都未見到社會保險制度，他所想者有類於此。何所依據？目的若幹？我不詳知。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實現。當我們討論戰事及同仁生活時，我心中比膺白實更多一層隱憂，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還沒有把握如何活下去，萬一我亦顧不到同仁時則如何？我忽然想到買“學田”。黃家的祖先雖曾富有田產，膺白手裏沒有一畝田，原則上我們都反對買田收租。我提議買“學田”，膺白不贊成；自有庾村工作以來，他誡不與鄉民爭利，我們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奪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們要辦農場，而所購盡荒山瘠地。這點，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張。我在膺白自己寫的書裏看到了：戰事一起，交通阻、物資缺、幣值跌的情形。亦親眼見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重貨不重幣狀況。我說：吃得飽然後站得起，三百畝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幾個同仁以米計薪，可不憂凍餒。就地有糧，減我們後顧之憂，教育鄉人下一代，即是為他們，而不是爭利。議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購，皆入莫幹小學戶。最後一筆田價，膺白已病重，我在醫院開支票，袁文欽先生適至，說：“一個小學的開銷如此！”我告知他這個就裏。我隨時準備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盡可能的安排。開始一件事，而不謀“繼後”之計，是膺白所最警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