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遲遲吾行

我不曾想到再會出國。抗日戰前、戰時、戰後，都有人勸我帶熙治到美國讀書，身家著落在比較安定之地。我都未加考慮，事經十年。我不考慮之故：一為懶，留戀鄉土；二為儉，在本國還可以做點自己以外的事，出門顧自己為難，徘徊異鄉又如何？三為志，人方宛轉於焦土，我奈何隔岸觀火？受國恩深重，“國恩”即社會之恩，患難與人共之，是我最小限度無可如何之報答。

如此存心，雖遲遲而終出於一走，我不勝慚憾。離國前一年半之間，多嘗了許多憂疑、恐懼、麻煩滋味，其時連熙治亦已不在我身邊，更為舉目少親。

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十八日，熙治攜外孫邱樹同，坐船到美，醫治樹同的右腿膝部關節結核病。事情醞釀甚久，樹同甫學步而得此病，醫治寡效而加劇。我見他拖著石膏包的腿爬來爬去玩，十分心疼，聽他叫痛，坐立為之不寧。最後請診治的骨科醫生俞時中是張靜江先生家快婿，其夫人乃琪與熙治是幼年遊伴。時中為樹同診治數月，建議用手術割治。膝部組織復雜，中國醫院設備不夠，她想到她的老師紐約威爾遜老醫生，如肯治，最為妥當。出國就醫豈容易的事！我們斟酌而又躊躇，耽擱很久。卅七年的春，我胸口生核，疑為乳癌。在此以前，張嶽軍先生頸上生瘤，醫生斷為癌，擬到北平協和醫院用深度X光照治，協和無此設備，乃到紐約。紐約醫生謂此種瘤非毒性，已在十五年前有證明，故匆遽而往，愉快而歸。他聽到我病，勸勿蹉跎自苦，力主飛美。還有其他朋友關切，立即給我護照。我決定在滬請一著名德醫開刀，不願出國。而為熙治母子請護照，成就其行。陶斯德醫生為我動手術，經過順利，用費極少。如此我心甚安，熙治出門亦放懷。樹同經過五次手術，雖一腿不能彎屈，然全體健康勝於常人。威老醫生只收一次手術費，以後每年為之檢驗二次。他知道我們國內出了事，不但他自己不再收費，而且為樹同向醫院請求食宿減價。每次開刀都非小手術，他已是退休之年，而樹同的病，他始終一手負責。食宿減價亦是他自動想到的。我與熙治常常告訴樹同，俞時中伯伯和威爾遜老醫生是永遠不可以忘記的。

熙治、樹同動身的次日，我在莫幹山接到王大綱的信，附八月十九日剪報：政府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黃金、外匯。金圓券一元兌法幣三百萬元，四元兌美金一元，二十元兌黃金一兩。黃金外匯都歸國有，民間持有之黃金外匯，限九月底止，向政府指定之銀行兌取金圓券。不得私藏及買賣黃金外匯，告密者得獎百分之四十。在國外讀書或醫病，可在國家銀行存儲外匯。限制物價以八月十九日市價為準，不準購貨屯積。這件事有特設委員會主持，有特別警察執行。

黃金外匯國有原非苛政。在戰況不利，軍費龐大，財政不可終日，法幣價格日夜數跌之際，亦屬不得已之措施。然政府正需要爭取“人心”，操之過急，豈非為淵驅魚？復員時，東南人民已經受過二百比一之折扣。偽組織下發行的“儲備票”，其膨脹程度並不如此大，而持有儲備票者不盡屬“偽”，吃虧的都是老百姓。復員時，財政部將法幣與儲備票價格定為一比二百。這件事，與教育部規定淪陷區大學生補習一年，同樣帶懲罰意義，引起不平，然忠貞愛國的老百姓，被抗戰勝利一個大歡欣題目蓋住而忍受了。這次，重新加了刺激，中產階級沒有了安全感。

我自己，第一件受的間接影響是賣愛棠路的住房。這住房當年為安置膨脹之法幣而置，戰後屢欲出售，因出售後自己仍須有一住處：當時上海租屋須出頂費，頂費大得驚人，幾及屋值三分之一；我看過二開間三層樓有衛生設備的弄堂房子，要頂費廿五條，一條是十兩黃金；我賣屋而出頂費租屋，甚不合算，我不會占了屋不還房東而再頂給人；因此躊躇而總未成議。熙治出國，我的生活可更加簡化，一個在地產公司做事的親戚，為我覓得買主，說定八月底訂約付定洋，十月底出屋。此事在我了卻一樁心事，得一筆收入，而庾村工作更可資以挹注。房價講定付金，此系當時一般慣例，我要求一部分在美交給熙治，買主亦允照辦。熙治未到美以前，我在國外銀行尚無存戶。

金圓券及金鈔國有條例，不前不後在八月十九日發表，我細看條文，立刻函知大綱，我八月底以前準回滬，我到滬前切勿收定洋。買主忽然取消付金之議，亦不允在美轉劃。惟允在十月底我出屋以前，分期付金圓券，如幣值已跌，每次照黑市計算。我不善安排經濟，何況在此混亂的金融中！醞釀至久甫有成議之賣屋計劃，只得取消於俄頃，一切預計均成畫餅。不但如此，手頭還有點金鈔，其中一疊美票我赴山時與熙治推來推去，我要她帶著手邊寬裕些，她要我留以自用，都在九月底以前遵令到銀行換成金圓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