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

我在莫幹山籌辦戰時臨時中學之際，一日的傍晚，傭人拿進一張紙條來，說有三個女客看我；紙條上有鉛筆寫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肅和季肅的女兒曾彌白。季肅我曾與她在辛亥共過事，久未相見；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彌白還是幼時見過一次。我在膺白喪後，忍耐一時，要大慟一次，這日恰又在大慟後，面目浮腫，甚怕人見，而她們三位已經進來。我不像平日多說話，君珊問了我“臨中”的事，她們是假日由杭州來山，即日回去。

從漢口、香港回到上海，我與德容、熙治、大綱住在賽伏公寓。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遷滬，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讀書，舅母君輝對兒女教育很認真，學校裏的人亦都認識她。一日，她告訴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訪她，為杭女中在滬復課事，要她介紹晤我。她覺得我已經著手的事，負擔甚重，我的性情，答應一分，心裏要負責二分，此時不可再加重我擔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釋謝卻了。德容在金陵女大與彌白同學，在上海又同在東吳大學借讀，一日問我可否將住址告知彌白，季肅要來看我。戰時謹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攜朋友來。

季肅來訪我，我已搬到麥尼尼路，她告訴我，杭女中同人避難到過龍遊，一部分又到上海，擬在上海開學，望我參加其事。我很率直勸她，上海非辦學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時”與“此地”均不相宜。至於我個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參加，亦很清楚地謝卻了。以後，季肅有時電話，有時來訪。我們不但辛亥共過事，共事時離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淚托性仁以雙親之事；她不敢面別老母，出門後向郵筒投一別母之函。我在愛國女學讀過一學期的國文專修科，這班底都是季肅的同學，所以我耳朵裏和她一樣，彼此未見面先聞過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過蔣竹莊（維喬）先生弟子。

一日，季肅又電告，杭女中同人相議“解散”與“復課”不止一次，終於師生皆泣，情不能已，決定開課。杭女中本屬省立，季肅系教導主任，此時擬改為私立，季肅為校長。她與同人所擬之開辦費數目，亦告訴了我。我沒有在上海辦學經驗，比之庾村，覺其估計過於簡單。然不忍拂其意，對國難中女子熱心教育更十分敬佩，願盡一臂之力，籌半數。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個小學的幾間教室，下午二時起，上半日課，開起學來。抗戰時，蘇浙兩省遷滬開學的學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課的辦法，甚普遍。招生廣告，能全日上課者都特別聲明，以資號召。杭女中改為私立，須組織校董會，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職的曾季肅、王元璋、王元琪、吳之微、姚韻漪、陸仰蘇六人，和不兼教職的校董黃九如、朱文央二君，同來訪我。他們都是省立杭女中舊人，其中只陸仰蘇（欽軾）一人是男子。我被邀參加校董會，且被推為董事長。除我之外，另一位不與杭女中有關的校董為高君珊，時在重慶中大任課。立案先要有發起人，同人推季肅和我二人，於是我又成為發起人。全部校董都分擔開辦費，除君珊與我，都兼教課。薪水甚薄，季肅第一年所受校長薪水，除去她擔任之費，每月不過十余元，她兼課不兼薪。

我提議，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廳立案？我一向以為杭州的風氣比上海好，她們願在上海立案。戰時，鄰近幾省的教育廳、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辦事處。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辦事處接洽立案，時期甚久，約晤地點常在“茶室”等類，表格填之又填。照章私立學校須有若幹數月公債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債票，照數借用。我不知蓋了多少圖章，對季肅說：“事至此，瞎著眼睛蓋章。”立案終無消息，而辦事處已經介紹教員。於是同人商量，改計向重慶臨時首都教育部立案，請君珊代表接洽。我寫過一封信，請有關當局早予核準，維持此向心力。教育部職員葛成慧，與君珊、季肅和我均同過學，給許多指點和幫助，後來我們請她亦參加校董會，她不肯；她是先學產科，後來考取官費留美學公共衛生的。

在決定遠向重慶教育部立案之際，我們想到杭州女中雖加上“私立”二字，總帶著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勞永逸。同人相與擬名稱，季肅不主張迂闊或誇大，電話又到吾家。我尊重同人從杭州輾轉到滬一段歷史，第一期的師生都同此歷史，因此從杭州地理、歷史想，提擬“南屏”二字，同人一致贊成。從此“南屏女中”一個名稱，印在千百個同事同學心上，永遠覺其可愛，感到光榮，我無論在地角天涯，不忘記她。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慶電告立案核準，遂以此日為南屏誕日，年年在此日舉行校慶。季肅與我相約，各服務十年，她為校長，我為董事長，時時留意與培養後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