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第6/7頁）

亦由我在校慶時先解釋歌意而後合唱。“江潮滾滾”是浙江之潮，推動教育者之熱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來，記歷史而不是分門戶。南屏每年有兩次大典：元旦的校慶，六月間的畢業式：兩次我都作校董會的代表致辭，每次都唱國歌為始，唱校歌散會。我最後一次聽此歌聲，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勢甚緊急時，我完成教書十年之約，參與所教最後一班高三畢業式。向例，行畢業式之下午，同學會演劇送畢業同學。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師生聚餐，我亦參加。在這以前幾個月，我的親友陸續離滬，仲完和性元離滬時都邀我同行，仲完且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約相差無幾，情不能已，而得她們諒解未同行。自抗戰以來，我又一次自願孤立矣。這次，季肅不但未強留我如往日，且時時為我耽心，私問同事中之比較“左”傾者：“如沈先生者，留著不要緊否？”有一個時期，我亦見季肅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與老人有難言之同情，然不愧對責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備好兩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會的辭職書；其二是致季肅、元璋、元琪、之微、韻漪、仰蘇六位最初來邀我參加的同事，說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會出席校慶典禮，下午當到學校看同學會的戲，吃學校壽面。附花籃一只為我的賀禮。時季肅正北上為女兒入院分娩不在滬。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來相勸，十年之約是有言在先的。抗戰中，我曾經有一時表面上不為董事長，租界被占領後，校董會議決教育不中斷，我願隨諸同事照常上課，並聲明異日如有過必同受，惟董事長或不免為外界注目，請準我辭。季肅願代我，在議事錄上寫我因病辭職，待我康復，實際我負責至此時始交卸責任。

十年來，大半的時間在艱難中過。在一個無可告訴的時期，處五六百個同學和三十來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動，季肅校長的職務是不易當的。她盡可能請到好的教師，安排可以讀書的環境；我盡可能周旋其間，說幾方面可得平心的話；我們都盡可能自己少做壞的榜樣。在艱難的生活中，教職員希望待遇稍好，家長希望學費不增加，這兩個問題就絕對沖突。每遇校慶開會，各級都要獨有表現，節目安排到兩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說幾句話，我說：整體須互相隨喜，庶幾“八音克諧”，若一音硬要獨出，反傷全調。南屏短短歷史，慶祝要兩天，若幹年後校慶，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講前賢往哲不同的思想見解時，勸同學對當前問題要用自己的判斷。不但贊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對亦須如此。若只盲從，則成系僥幸，敗乃冤枉。青年無不可愛，然甚易變，能有理性，則差亦不遠。一個同學曾問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會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撐；支撐者愈多，則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離滬前不久，這同學正由金華過滬北上，夫婦都任教職，生活不像寬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電車站送其上車，甚為高興。從我這一輩以來，中國已經有不少青年，承受國債多於國恩。刹那間，壯志被習俗、生活引誘，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幹年來，利用或壓迫青年，政治勢力滲入學校，為國家民族，這點是難以苟同的。據同人經驗，抗戰中的上海，是最無幹涉而可以專心辦學，言之傷心。勝利後，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學子亦被幾方引誘或壓迫，漸多外騖。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畢業式，我的致辭超出平常範圍。往常速記者事後都來索我原稿，這次未曾，手頭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

南屏是在國家播遷中產生，一直在風雨飄搖戰戰兢兢中過生活。今日首次在勝利復員中舉行畢業典禮，大家應該特別高興。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敵人從西南太平洋節節敗退，美國兵在琉球登陸，在中國大陸幾百萬日軍還想作最後掙紮。上海地方東也濠溝，西也炮位，這些設備雜放在居民住處之中，將拖中國人與同死。我們則日日望飛機來轟炸，望美軍從海上登陸，因只有轟炸和登陸可以解決上海，可以早結戰事，連我們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結束都忘記了。勝利如果延遲一年，上海或作戰場或成焦土，我們在座福斯，不是死亡，亦得散夥，今日之會決不可能。想到這點，在我們個人而說，該是僥幸而當滿足的了。個人雖如此，然對國家則一點希望沒有看見。我們在抗戰中預作的好夢：國難後大家識得艱難困苦，困難後知道奮發圖強；中國人了解愛中國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這些好夢一個未曾實現，所見卻都與之相反。敵人在占領期間還能做一點他們所謂建設工作，而我們接收以後連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沒有。苛刻一點說，我們十足表現了“缺德”和“低能”。我們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籠罩，為“黑暗”抹殺，我們幾乎“白抗戰”“空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