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滯京一年（第4/7頁）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趕到當時民國的首都，似系歸正首丘，算是國民軍希微的成功。舉喪之日，段氏臨時托故不至。頑固者愈拒人於千裏之外，激進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釀成“三·一八”執政府前軍警槍殺學生慘案。據在場的人事後傳說，當開會擬往執政府請願時，已經聞有戒備，學生實頗猶豫，其時外面來一人，交一信給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稱系國民軍李鳴鐘之信，聲言保護，眾遂大膽出發，成此慘案。李函後無人得見，疑是借以激勵，則“以百姓為芻狗”了。

隨中山先生北來的同志，其時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裏，從來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從來未有如此多的齟齬。其時蔣先生的北伐事業尚未開始，同志們遂格外寄希望於國民軍，各以鄉誼友誼聯絡一軍二軍或三軍，北方的事更加復雜起來。國民軍實際系有願未遂，乃失敗而非成功，但三軍部屬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榮，爭權利亦無已時。國民軍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結合，以擊破國民軍為先務。他們的說法，國民軍與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聯俄容共，是洪水勐獸。這時廣幫、滬幫的資產階級已一批一批避禍而到天津購地蔔居。軍閥若不是腐化而積惡有素，這號召原可動人，但國民已不能相信他們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衛先生，大概都關於蔣先生的事。節錄其後來在《感憶錄》所記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見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時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陳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詳細告訴我光復上海與光復南京之經過。

第二次見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時候，膺白先生正協助馮煥章先生等掃除曹吳勢力，歡迎總理北上。

總理於十二月四日到天津，臥病行館，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這一個月中，數數奉命，往來平津。

那時候，段芝泉先生為臨時執政，膺白先生已退閑在寓了。我和他相見，並詳細告訴他廣州一切情形，尤其將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辦理軍官學校的情形詳細告訴，因為我知道這是他最關心的。他聽完之後很感動，並很感慨的說道：“許多年來，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幫著總理，努力奮鬥，北方事情不免丟下。因此我便潛在此間，盡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說也不盡。”於是他把許多年在北方的工作，歷歷告訴了我，我聽了十分感動，覺得這時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間勇敢負責的精神，還是一樣，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卻與日俱增了。

第三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國難發生以後，自此常常見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這兩三年是我與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時候，其中曲折繁重，決非片言能盡。當二十二年四、五月間，長城各口軍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時候中國所取的方策，只有兩種，其一是繼續抗戰，其一是設法暫時停戰。這兩個方案各有利害。我們本於“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所以決定設法暫時停戰，而不顧一己之死生毀譽挺然擔此責任的，膺白先生實是第一個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蔣先生給膺白的電報來，系用汪的密碼拍發，他說有兩個字再三譯不成文，疑有誤。電言：“北方有國民軍出，知必系膺白在內。回念前情，不禁淚下，請毋忘打鐵約言，並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所言有誤的兩字是“打鐵”，膺白答言無誤。膺白與陳蔣兩先生換譜在上海打鐵浜地方，約言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語系英士先生所擬，蔣先生贈英士、膺白二人寶劍各一，此二語即鐫在其上。所謂“打鐵約言”指此，大哥者英士先生。自癸醜（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而後，同志間主張不同，膺白與陳蔣兩公工作亦分道，此寥寥數語，其中實含有無盡情意。膺白當即復電曰：“八年苦志，一旦揭穿，今後生涯，復歸荊棘。”亦托汪代譯發。其時中山先生病已日重，而南北、新舊、左右之爭，亦愈顯露，國民軍日趨下坡之路，膺白用不出什麽力。

臨時執政時，許多委員會中都列有膺白的名字，亦曾幾次要特別安置他，第一件征求他同意的是稅務督辦，膺白一口謝絕，這是北京第一件無事而厚俸的優缺。中國海關權在洋稅務司之手，督辦不過一個名義，而待遇則因洋員而亦特高。膺白說：這差使無論在誰的政府，他不做的。連下去不征同意而發表他為全國國道督辦，除治襄先生代草的辭呈，膺白在答內務總長龔心湛先生函中，建議並入內務部工作。其函如下：

接誦大函，備聆一切。國道為濟時要政，誠如尊論，弟以材輇體弱，一再呈辭，雖經執政挽留，同人勸勉，而虛糜時日，徒歉私衷。素仰貴部於進行計劃，籌議已有端緒，值此國幣艱難要務停滯之際，可否歸並貴部辦理，以資熟手而策進行。尚乞明示，弟當再上辭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