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滯京一年（第5/7頁）

這件事有朋友勸他接受，上海的全國道路協會亦來電歡迎。彭淩霄先生來信有“今後建設首在交通，公能創立基礎，事業亦至宏大”之語，他終無意使國家添此駢枝機構，而自縛於人事之煩。

林宗孟（長民）先生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事，膺白名亦在其間。林曾特到香山訪晤二次，膺白答復他的信如下：

日前大駕枉顧香山，暢談甚快。國憲起草一事，彼此為極誠懇之交換意見，備承眷注，心感無涯。別後獨居深念，考慮再三，實為時間精力所不許，未敢貿然從命。所有前上執政請辭國憲起草委員一書，務懇即日代呈，幸勿再予延擱，以免曠職之愆。夙叨雅愛，諒荷鑒原。異日追隨驥尾之機會正多，不必拘於此會，容俟我兄大業告成，再行負荊請罪。

這一年中，似乎每個委員會裏都有膺白之名。他實際負責而且甚努力的是關稅會議，以為這是國家的事，非一派一系的事，義不容辭。關稅會議發動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會關稅條約規定：“本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在中國開關稅會議，研究裁厘加稅問題。在裁厘加稅以前，許中國抽二五附加稅及百分之十奢侈稅。”因法國不批準華府條約，直至民十四（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方在北京開會。法國不批準華會條約，系借口金法郎案，金法郎案者，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用途及條款，賠款以金價支付，經中國幾任總統幾任內閣議未實行，未實行之故為國會反對。

我必須補述一點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事。原來各國退還庚子賠款都規定用途，大抵用在文化事業，如美國庚款之用在派遣留美學生，早期清華大學即其一端。與其他中英、中法、中比等庚款基金董事會，均由中國人和退還國代表共同組織。名為退還，然中國國民並不減輕負擔，款仍照出，不過由海關總稅務司扣交董事會。在退還國似甚慷慨，在中國人仍擔重負，惟中國方面董事大都在教育界文化界，比軍閥用以打內戰總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系參戰國之一，曾得緩付庚款幾年。戰後各國幣值大跌，英美諸國仍照原來金銀比價計算。德奧等戰敗之國則真的退還庚款，然中國政府用以作幾種內國公債基金，亦仍照金計算。庚子條約對八國聯軍是同樣利益而不同分配，折算有幾種規定。中國國會，在條約中解說出以紙法郎付還法國部分的理由。以紙法郎，中國不難頃刻還清這債務，而所謂退還後之用途，則一事不能成就。法國退還庚款用途，除與他國之同樣文化事業，有一條幫助已歇業之東方匯理銀行復業案。金紙問題雖未決定，但海關已以金計算，扣出法款存儲。

此事成為政治問題，在法國則庚款不解決，不通過華府條約；在中國則法國不通過華府條約，無法召開關稅會議，加稅以裕歲收而濟財政之急，而海關已扣存之法庚款亦不能動用。當時中國系協定稅則，不能自主，海關稅務司系外國人，皆庚子事件之後果，其慘酷使中國經濟無法翻身。

法庚款退還蹉商至數年之久，自民十（一九二一）之顏內閣始，至民十四（一九二五）之段執政始決定。法國於此年七月批準華府條約，中國於十月開關稅會議。膺白是這個題目經過時外交部長（民十二〔一九二三〕）之一，曾送出當時經過院議府議的照會。誤解的人亦拿他放在問題之內，我為此曾細看外交部關於此案的單行本。他既未經手法國退還庚款條件之商榷，亦非使用法庚款之人，他不與一個庚款法郎有關系。動用海關扣存之法庚款者，北京之段執政和北京政府勢力所不及之南方獨立各省；使用法庚款於文化事業者，中法間之董事會；均因本身或當時利害關系而反對或不反對，膺白無預於這些事。我們對庚款的看法，是國家的恥辱，國民的膏血，用之要如負千斤重擔。我家在上海祁齊路相隔不遠之地，有一日本人主持的研究所，是日本庚款所辦，規模甚大，去參觀過一次，不問其組織內容。至法庚款之解決，他不以其前任與後任之辦法為錯誤。

民十四（一九二五）的關稅會議開到民十五（一九二六）臨時執政出走而中止。其所得成就為：（一）假定關稅自主之期，為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二）原則上許收兩種附加稅。膺白為關稅會議全權代表之一，他所擔任的第三股是對日。當時日本代表團的重心是其專門委員佐分利貞男，為幣原外相之親信，二人皆具世界眼光，而知日本的強盛，不可抹煞中國。膺白與佐氏的會晤，不但促成日本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之首先贊成，後雖變卦，終難反復。（見《感憶錄》王芃生文）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到長江時，佐氏奉其政府命南來視察，到南京事件為止，日本的態度是同情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