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滯京一年（第3/7頁）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馮氏全家往張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門口辭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國的山居生活，從此他對山發生更多情意，山亦屢次給他無言的慰藉。在北京時，我們租住香山的玉華山莊，回南方後，我們差不多以莫幹山為家。

這時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來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國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術。國民軍之起，事先與南方無接洽，事後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歡迎。這個意思膺白和馮煥章、胡笠僧、孫禹行都一致相同，三軍如此，攝閣亦然，電請李協和先生參加攝閣是李曉垣先生向膺白提議的。

膺白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他不贊成以人為中心，以宗旨為教條。吾人受聖廟教育千年，不能盡量發揮個人天賦之本能，已大違孔子“自強不息”“舉一反三”真義，豈可民國之民而先入為主，強以相從。他不以革命為換一朝代，主張相忍為治，以成績博取民意。他始終愛護國民黨，然與國民黨以外的人亦多為友，尊重各人對國家的意見，他甚至希望中國暫時不要有黨。

他對聯俄、容共和黨都懷疑，但那時若叫他投票舉一治理中國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對建設中國有抱負，對國際有認識的人。我們同情中山先生顛沛數十年，年事日高，未嘗一日能施展其抱負的情懷，亦了解其視國事日非的焦急。民國以來，論事務，膺白是較與克強先生接近的，然對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國七八年之際，膺白幾次到上海印書，每次必到莫利愛路拜訪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館，邀他到寓度歲，席間有沈劍侯（定一）君與膺白辯論，幾至爭執，飯後中山先生請到書房看他的著作，以改變話題。後來有吳承齋君傳說，此日膺白走後，中山先生曾對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於他的指示，又說：膺白還是個革命黨。這實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對吳承齋說：他的住處和工作是自己選擇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後我們出國，民十一（一九二二）回來即到北京，沒有再到南方，無緣再見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聯俄、容共、改組國民黨一段經過，膺白都不熟悉。他總覺得以中山先生這麽一個愛國者，如果給他順手一點，有個機會如意稍展其抱負，在他自己負責時，有疏忽處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順些，並且拉回一批黨內意志遊移的分子和愛國的青年來。這個責任後來交給蔣先生就難得多了。在這一線希望之際，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國家的大不幸。我這話似乎事後言之容易，稍為盱衡當時大勢的人應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慘案後，章太炎先生來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來倏逾半歲，時局猶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淩霄來，快睹手書，並及厚貺，因知北方近狀。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惟反對他國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滬漢變起，全國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內哄。大抵專對英人，勿牽他國，專論滬漢，推開廣州（兩政府本不相涉），則交涉可以勝利。但恐當局借交涉為延壽之術，國民軍恃交涉為緩兵之策，惟以延長時日為務，此則但有消極主張而不有積極為國家計，則犧牲數十命，耗棄千萬錢，皆付之虛牝矣。聞兄不肯就外交委員，為人格計，固應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責，督促政府，仍宜盡力，騎虎之勢，無法苟全也。屬書兩紙，此種高麗箋想是中國仿造，不甚吃墨，為書一紙，並以舊書宣紙屏幅相餉，其語亦正與君合也。章炳麟頓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應《申報》六十周紀念征文，自己選個題目曰：“中俄劃界問題芻議”，文中表列中國歷次失給俄國的土地，面積大得驚人，都是巧取豪奪，中國人應與理論交還的東西。這篇文章在《申報》登出，當時反應甚少。

五卅慘案專對英國，膺白的主張與太炎先生相同。其復太炎信曰“不圖鄙懷，竟符高見”；但他為國民軍辯護曰“緩兵之策，或不至斯，語非左袒”；對外交他是始終努力謀舉國一致的。當時向馮進說者，均主電慰學生，派代表往商辦法，膺白亦以為然，但雲勿招東北之忌，必請其聯名電滬，方較妥善；這是一個例子。

在這一段期間膺白發見了與章氏的戚誼。他與太炎先生相識已久，從未談及家世。我家與章夫人母家略帶些親，但章家一向以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個祖姑母嫁余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幾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長女適余杭章鑒，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鑒字避諱作〇，言系其祖父，並舉出好幾個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輩，問膺白是何人之後。且言：“原委既明，從今以表兄弟相稱。”是一件家事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