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滯京一年

上海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有信述其過去對制憲主張和政治意見，亦有對攝閣的期望。膺白和他因印書而相識，曾貢獻對中小學教科書意見，這是國民教育基礎，不可只顧目前而作營利看，出國所至，曾購其國教科書寄贈中華供參考，平常很少通信，這次陸君的信如下：

膺白先生道鑒：久不通訊甚念。閱報知公奮起顛沛之中，權攝大政，以公才識，必能於國家有所裨益，企望何似。客歲賄選聲浪初起，上海總商會有民治委員會之組織，弟被舉為委員之一。當時曾提一案，主張國會移就上海總商會開會，迅速議憲，憲成之後，每人酬一萬元，預向稅務司接洽，由關余撥付，蓋與其任野心家賄選，不如由國民購憲也。不幸該會誤入歧途，此案終未議及。今則憲法不為國民所承認，國會亦為國民所唾棄。解決糾紛，無從下手。說者擬用元年革命手段，仿元年約法成例，開各省代表會議重定憲法。弟意此事非不可行，然擬好之後，必用國民總投票手續，以昭鄭重。否則甲一革命，乙一革命，甲一憲法，乙一憲法，他日擾亂必更甚於今日。至於政治方面，第一須行法，曹雖賄選，倘能逆取順守，實行憲法，國民亦未嘗不可恕之，蓋惡法勝於無法，而多數巡督之為患，遠甚於賄選之總統也。第二須堅壁清野，不畏強禦。前歲黃陂之入都也，弟曾與某君談：黃陂既為馮婦，須謀所以善後之法。宜不問事實如何，以一紙明令廢督裁兵。就小朝廷之收入，自行維持，無論何方加以壓力，決不接濟分文。其擁有重兵者分命籌邊，如各方不遵命，輿論自有制裁。萬一危險及身，輕則一走了之，重則以身殉國。蓋收入有限，欲壑難填，既不能始終討好，何如嚴厲於始，或尚有幾分之希望也。國事日非，救治不易，即以實業界論，紗業已墜深淵，漢冶萍招商局皆危如累卵，一般工商業之凋敝，地方之糜爛，民生如此，國將安傅？每讀大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輒覺不寒而栗。今公雖權攝大政，未知久暫，然不能不望公掌一日國事，為吾人謀一分福利，祛一分禍害也。弟陸費逵上。（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當時文化界及關心國事之中間分子，寄攝閣以厚望，許為北京最清新欲有作為的一個時期。可惜攝閣只有極短時間，被舊勢力煙霧所罩，不能與一般有心人多通聲氣，未曾謀得絲毫福利，亦未祛除多少禍害，這是無成見的愛國。從此以後，中國在“腐化反動”和“過激極端”的鬥爭下，前者固已成時代的糟粕，然猶能腐蝕國家，後者亦為勢所必至，然甚為國民所恐懼。中國國力消耗在這兩種勢力下，選擇第三條路的人，亦想不起他們的前鋒還有這麽功敗垂成的一幕。國民軍的本身後亦變質，為反動派利祿所引誘，為過激派行動所利用，以至毀譽不一，世莫察其經過，至今言之，可勝嘆惜。

膺白自己從沒有機會參加過選舉和被選的事。我們對國會中不夠分量而弄權的人痛惡，亦對砥柱中流而不可屈的人欽敬。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是以軍警包圍國會，雜以公民請願而來，然民五（一九一六）以後多少次政潮，曾幾度委曲以承認此法統，南北都不得不一時同意。則民元之國會，不問其選舉制度和選舉經過圓滿至如何程度，究竟為多數之國人所公認也。

民國七八年時，我家居天津，學生運動正盛，遊行講演之事甚多。青年們所攻擊的目標：一是政治的，反對政府的賣國行動；一是文化的，反對吃人的禮教。二者我們都有同感，但不以僅僅反對為滿足。“大法未立”，“無法之國，無教之民”“沒有法制等於沒有法子”，膺白雖是一革命黨，然急切盼望從革命達到有法有制。他應邀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時，首勸學生回到學校讀書，下一代的學業無成，即欲報國，將何所恃？罷學罷課對國家是莫大的犧牲，可一而不可再。他曾建議青年們做一個工作，假期回裏，到民間解說國民投票選舉的權利和責任。一張票，舉出我們的代表來參與國事，這個名字寫下去是絲毫不可大意的。同時且要人民明白國情，這樣的運動是積極的，人人覺醒，壞人有所顧忌，自然難列於朝。他自己在這時期正是做“明白國情”這一工作，雖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然國民軍最早的動機，不可謂不由此工作影響而來。

臨時執政系由一部分軍閥擁戴，不據法統，亦非革命，其系過渡之局與攝閣同，其動機與對國家之心理則大不同，歷史亦顯異。其召集善後會議等等，不過為完成其政權延長及政權合法，並非真欲公國是於國民，故一開始，即為參加善後會議的分子問題，與中山先生齟齬，而不肯讓步。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和善後會議中加入社會代表等等，雖然後來在他自己的國民黨，經過內憂外患二十多年而始實現，在當時我們是傾向中山先生的話的。膺白為國民軍不能表示不合作，後來不得不參加這個善後會議，是他一生最守靜默的一次，自始至終沒有發過一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