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4/7頁）

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闿）、廣東（胡漢民）是革命黨當時實力地盤，然實力即在於地盤，而地盤並未穩定。一位江西朋友俞詠瞻（應麓）先生（江西軍務廳長）述李協和（烈鈞）先生治軍之能，雜亂之眾，縱不知敵人為誰，可以一番鼓勵，立刻使之歸隊，向敵人沖鋒。此種軍隊，可勝不可敗，經不起挫折。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鈞）先生（民五討洪憲帝制為蔡鍔將軍參謀長）述湖南革命之際，秩序久不定，譚組庵（延闿）先生被舉為都督，仍無法安紛擾之眾。一日，他請出老母，除開太夫人養老，將家財悉數捐公；這一舉動，群情感動，始平下來。李、譚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與氣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礎並未樹立穩固。安徽本甚脆弱，廣東離中原遠。有地盤者須計算全部實力和聯絡友軍。慎於一擲，更屬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協和先生由江西到滬。他自被袁政府免職，延遲交卸，以待上海之決議，已數星期，北軍日益進逼，乃親自到滬。到滬後，見大勢一無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勵，無通盤計劃。當時，江西是實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極豪氣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債不由國會通過，李率先通電反對。最有膽有力之人以為無勝算，遂決定不戰矣。一日，膺白夜深始歸，言助協和先生寫信，由趙厚生（正平）先生送贛，給在贛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協和先生與膺白為丈夫團同志，其同僚彭淩霄、俞詠瞻、方韻松皆然。厚生先生與李為辛亥前同在廣西工作之人。信共十余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來共謀深造。辛亥幸成之局，形勢至此，甚為沮喪。事僅隔日，協和先生忽匆匆返贛，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其後失敗，不再言前事。亡命時，我家在新加坡，協和先生在法國，因歐戰東歸，抵檳榔嶼函膺白曰：“丈夫團之真丈夫，有幾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檳榔嶼晤之。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攝閣，與李曉垣先生商決，電邀協和先生為參謀總長，其與北方國民軍關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醜（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決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誠。辛亥各省起義諸人中，軍人多丈夫團同志，故滬軍通電，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則不煩解說。浙江獨立，同志不知應如何組織，擬以上海為藍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復同志電曰：“此間事更重要，萬難割愛。”此系英士先生自擬之電，“萬難割愛”四字，人以為笑談。膺白亦以寧滬沖要，不能棄英士先生，寧為賓而不為主，無意回浙。南北和議成，滬軍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轉任蘇督程德全之參謀長。在公為江蘇地方謀復員編遣之功，蓋辛亥以後，集四方之兵，無所歸宿，以南京為最；在私為滬軍都督府之善後，大部分須由江蘇省政府承受。膺白以滬督參謀長而轉任蘇督參謀長，在蘇督為資熟手，在滬督是便交代。當辛亥革命，滬督聲勢什倍於蘇督，太平而後，則上海僅江蘇之一縣。蘇督本駐蘇州，南京臨時政府撤銷，蘇省政府始移南京。其時南京承戰事及一度設立過政府之後，人事及號令之煩，倍於他省，而駐軍有二十六師之多（參看《感憶錄》冷禦秋（遒）先生文）。蘇督以膺白任其參謀長，為之收十殘局，作其接受滬軍後事之條件，故氣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擔任，在極短期中，完成復員編遣之功。我若論史，此乃膺白一生對國家最大之功。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齊之廿三師以為倡，亦後無前例。所以如此，原為破壞時期已過，建設工作方來。

不幸宋案發生，更不幸在癸醜（一九一三）前後，對公事見解，膺白與英士先生日漸不同。英士先生視膺白如弟，不以為然，亦由他直說。膺白事英士先生為兄，不聽，仍陳述己見。惟癸醜以前，不同，膺白終跟著走。癸醜以後，則對組黨，對革命方式，膺白持獨立意見。同情者謂為獨立特行，不明當時形勢，及後起之秀，不快而中傷之，大半由此而起。

膺白有幾點性格，極不宜於革命。他反對從事暗殺，以為此風一開，社會不得安寧，即在革命過程中不得已之手段，他不預聞。他反對利用部下反上，團長反旅長而為旅長，旅長反師長而為師長，以為此風一開，三五十年軍紀難整，即在革命過程中，不主張以權利為餌。更反對利用土匪，他終生不與幫會有關，雖黑勢力有豪俠之士，他離之甚遠。此輩素養薄而野心大，辛亥以後難於處置之事甚多。宋案之應桂馨即其一例。

廿三師本有四團、一獨立營。解散後留得一團，番號為六十一團，已另有所屬，團長姓陳，系膺白原來舊屬。論關系，團長中本有與膺白私交甚厚之人，或將東渡，或願入陸大，獨留陳團，實未想到再要用他。陳團統三營，分駐上海高昌廟、龍華、梅家弄，而以高昌廟有江南制造局，地勢更為重要。以辛亥經驗，得制造局即得上海。陳團之一營，即駐守制造局，故計算上海實力，以為有此可不戰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