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6/7頁）

膺白在東京，仍繼續勸英士先生留心近代工商業建設，陪同參觀橫濱工業展覽會。膺白遊名勝，參觀博物館圖書館時，無不與我偕，而到橫濱則只他和英士先生二人。十五年後，民十七（一九二八）之十二月，上海國貨展覽會之浙江省日，請膺白講演，他有如下的談話：

一生參與此種集會，此為第四次。第一次在民國二年，當癸醜革命失敗以後，出亡日本，曾與先烈陳英士先生參觀橫濱工業展覽會數度。第二次為公歷一九一五年，在美國舊金山參觀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數度。第三次為一九二二年，在法國馬賽參觀殖民地展覽會一度。大致皆規模宏大，搜羅極富，以今日本會情形與之比較，不無遜色。惟當軍事甫定之際，政府當局即能注意及此，籌備時間又極短促，有此成績，實屬難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張不同之兩派，到日本後更顯然異趣。一派主張革命再接再厲，責同志膽小而逃，謂將組織敢死隊以革命，並擬改組國民黨。另一派人在東京安排各地流亡出來的青年，曾辦有文武兩個學校：文者名“政法學校”，武者名“浩然學社”；實地奔走其事者為殷鑄甫先生。請得彼邦同情我國革命之學者來盡義務，我只聽到名法學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學校授過課。陳銘樞待殷先生甚有禮，似即系政法學校學生。膺白將離東赴南洋時，提起鑄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幫忙為憾。我因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滬，獨自先去找他，事詳下章。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國民軍，以二軍最多麻煩，紀律亦差，但在緊要關頭，派人與胡笠僧（景翼，國民軍第二軍總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總持大體，他是浩然學社的學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外利用國際情勢，內利用袁氏野心，對中國提出“廿一條要求”。上述主張讀書的一派，組織“歐事研究會”，深恐日本挾亡命客以恐嚇袁氏，曾有兩次宣言，請袁一意對日，亡命者寧客死異鄉決不乘國家之危。兩稿一出章行嚴（士釗），一出趙厚生手筆。時膺白已不在東京，事後得稿，亦甚贊成。歐事研究會中人後在國會，一部分為“政學會”，政學會者，國會議員小組織之一，原屬國民黨，但大概不在國民黨第一次改組之“中華革命黨”內，其後曾與非國民黨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與岑春煊派共事，故後來成為異己之惡名稱。膺白不是國會議員，與政學會無關系，亦未與岑春煊共過事，他的朋友各黨各派都有。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後，被人榮以政學系首領頭銜。

英士先生不因癸醜（一九一三）之失敗而改其與膺白私交，但其急進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勸而稍改變，膺白亦不因其聽不聽而改態度。在東京時，一日在英士先生處晚飯後將歸，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謂有人自東三省來，運用胡匪極有把握。待其人至，見膺白甚忸怩，實系一無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終信其言而赴大連，到大連並不能活動。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為苦痛，遂決定離東京而至新加坡。動身之前，留一長函給英士先生，函盡日本卷紙一束，中有要點：“勿使革命行動為國民所誤解，袁世凱正多方宣傳革命黨為‘亂黨’，吾人不要真為亂黨。勿上無根柢失意無聊者之當。以袁氏此時防範之密，爪牙之眾，被派回國做局部破壞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勢被犧牲。若屬不堅定分子，則一離本營，鞭長莫及。前者驅有用之人，為無益之犧牲。後者將難得之財，供取巧者浪費。至利用土匪，或運動無宗旨之軍隊內訌，尤為國家無窮之患。”此系最後一次信，亦最後一次見面。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連沈縵雲先生函曰：

前田崎號轉寄一椷，諒已邀覽。郛於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余天，前蒙介紹林秉祥、丘國瓦諸君，均因事回國未晤，其余陸秋傑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過。現擬在此間暫作勾留，借資視察，賜示請直寄下列地址陳楚楠君轉交為盼。頃閱報謂英士在連大病。確否？郛自新正以來，到處巡遊，行蹤無一定，故與伊不通昔問者幾三閱月矣。聞訊頗覺不安，先生見聞較確，望即示知為盼。此間實業界大有活氣，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鑒之中，惟坡中住屋甚少，先生若決計南來，望早示知，以便代為布置也。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雲南起義討帝制，膺白由美歸，在滬接洽浙江加入護國軍，下章尚須述及。浙江之實力者堅持不擾亂其秩序，有夏爾嶼者，奉派赴杭運動下層不成被捕致死，此與膺白雖毫不相關，然不成總是不快之事。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從容而入，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