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3/7頁）

宋案破案的線索由於密電。吳承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職上海電報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時，上海尚未舉義前，為電報而認識他。他與英士先生為吳興同鄉，能由電碼一望而知其文，未出過國，而英文英語都極好。宋案從電報中尋線索，亦由他先想著。一個幫會頭腦做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亦辦過南京總統府成立時庶務的應桂馨，忽然與北京要人頻通密電，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應的家裏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證俱獲。教唆者為政府當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雖然置身革命，對不光明的殺人始終反對。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們正感情沖動，談論對策。對策有不同，而憤慨於袁政府之不法，則無不同。常常在同孚路黃克強先生家集會，通常參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來的代表。膺白亦每會都參加之一人。討論來討論去，原則只有兩點：用法律起訴？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訴難以有效，顯然可知。稱兵則有是非成敗兩方面：從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國民黨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從成敗方面看，積極主戰的人以為革命黨用兩支手槍奪過城池，辛亥有先例。鄭重估計的人以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黨已精疲力盡。人心之趨向亦與辛亥不同：辛亥是舉國一致的光復，此時是兩派政權的得失。民眾對革命黨信仰並未堅固樹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軍政府時間太短，尚無政績予人留戀，亦有不經意而與人口舌之處。經不起袁政府以權利籠絡，歪曲宣傳。崇拜英雄空氣與輿論，均與辛亥不同。膺白是在不主戰的一面。

文人喜談兵，武人好論政，是當時一畸形現狀，而以前者為尤甚。主張鄭重，人即以為富貴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敵。有人言兩部小說，支配當時南北人情：袁氏熟讀《三國演義》，盡縱橫捭闔之能；革命黨有《水滸》氣息，患難時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堅決主戰，他們看到袁氏終將為民國之害。克強先生雖與鈍初先生公私交誼甚深，又屬湖南同鄉，然言“鈍初已死，不可復救，而民國根基未固”，頗主慎重。又言：“措詞非易，其苦尤甚於死者。”（見致梁燕孫電）可見當時看法不同，與意氣難平之狀。估計戰略與戰術，每被人譏為辛亥未嘗有此。以辛亥經驗，成敗關鍵在南京與上海，克強先生有舊部任職南京第八師，膺白有舊部在上海為第六十一團，都計算作用武時主力。江蘇有省軍三師皆系新練，而蘇督程德全已不復如辛亥之肯合作。六十一團雖浙籍，已另有所屬。此時的浙江，更明顯附北不附南。南京無蘇督之贊助，上海無浙江為後援，軍事得失，顯然可見。

在此以前數月，克強先生撤銷留守府時，一日與膺白談到同志們未來努力方向。膺白偶然有一建議：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人，共同向一目標，分四個步驟工作：調查、設計、改良、創造；他預擬調查工作即須一二年。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於十人皮毛，談兵紙上。以做人而言，趨向專業，不必定從政治討生活。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間，國民方真個了解國事，中樞亦不至腦充血。他還說：中國人不但要學外國文，更宜學本國文，如蒙文、藏文。他提到日本人有東亞同文書院，即是培養深入中國的幹部。許多事我們不做，人家要來做，我們正不怕沒有事做，未來努力的方向甚寬，要在指點和促成這些方向。克強先生聽這些話甚為動容，極慫恿膺白作計劃，尤盡力籌款，並問第一期籌款十萬元如何？又談到此組織的名稱，膺白擬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之義，謂民國將如旭日初升，光芒萬丈。他回家告訴我，克強先生很起勁，很想留他。我謂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氣味，這名稱不甚順眼。膺白自己已決定出國，其後亦不再有討論機會。我今追憶述此，以證革命黨人已確在想，在社會作和平積極的貢獻。膺白這種念頭，亦即二十年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前身）和新中國建設學會之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後至七月，和戰問題在上海久議不決。不主戰的人不便多言，言亦無用。主戰的人則並不能調度軍事，為通盤計劃，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不決之故，略述當時革命黨之實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國會多數之參眾兩院議員；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強、英士諸先生；三、革命黨人主治的贛、皖、湘、粵四省；四、曾為辛亥革命重點，而此時人情空氣已變之江浙兩省與上海。

國會憑民意法律則有力，離開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無力。中山先生在國內日子不長，當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見其實。克強先生每役躬臨前線，黃花崗及漢陽均失敗，南京臨時政府他是先到而後撤，任勞怨最多。英士先生擔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雜處之地，用之得當，人無棄才，稍一不慎，泛濫無歸。以個性言：中山先生高瞻遠矚，主張而指揮；克強先生面對現實，量力而躬親；英士先生不擇細流，熱血而俠義。此時皆高而無位，貴而無民，即使有決策，而執行須靠有實力地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