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4/8頁）

葉利欽對蘇聯共產黨的禁令並沒有切斷連接莫斯科與各共和國之間的紐帶，因為共產黨在蘇聯軍隊和克格勃之外已經不再重要，這場禁令卻引發前共產黨精英的反叛，他們認為這是莫斯科針對他們進行的一場新政變。在查禁共產黨之後，一方面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進行談判，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的協商依然繼續，此時談判所遵循的既定軌跡與共產黨或其統治機構做出的決定再無任何關聯。共產黨在俄羅斯被禁之前，戈爾巴喬夫早就設法把共產黨趕出了最高權力的舞台——因為共產黨主要由克格勃和軍隊高層領導，所以很容易成為政變的靶子和替罪羊。

戈爾巴喬夫在公開聲明和後來的回憶錄中，幾乎把自己刻畫成蘇聯的捍衛者。他聲稱簽署聯盟協議是拯救蘇聯的唯一途徑，而他的對手們不僅想逮捕他，還想毀掉蘇聯。這種說法對，但不全對。莫斯科真正的鬥爭並不是支持或反對既有蘇聯，而是在兩種關於蘇聯未來的設想之間存在分歧。政變之後，戈爾巴喬夫拒絕了葉利欽顧問提出的將蘇聯轉變成一個邦聯制國家的想法。

戈爾巴喬夫在形式上不得不接受葉利欽提出的邦聯制作為未來對蘇聯命運談判的基礎，但是實際上，直到《別洛韋日協議》簽署之前，他一直抵制這一想法，但那時邦聯制都為時已晚了。對於蘇聯未來兩種不同的設想，不僅在戈爾巴喬夫陣營和葉利欽陣營之間存在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分界線，就連戈爾巴喬夫自己的陣營都分成了兩派。對他們上司試圖讓共和國領導人簽署新聯盟協議的做法，戈爾巴喬夫的助手沙赫納紮羅夫和切爾尼亞耶夫持懷疑態度。蘇聯最後一位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認為戈爾巴喬夫沒有嚴肅考慮邦聯制是他犯的一個大錯。沙波什尼科夫在90年代末寫道：“如果戈爾巴喬夫當時迎合了邦聯想法這個趨勢，達成關於中央必須掌管通信、交通、防衛、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就共和國其他共同的社會生活和活動達成共識的話，誰會知道我們現在將生活在什麽樣的國家結構之下。”當戈爾巴喬夫在《別洛韋日協議》之後，尋求軍隊幫助他拯救他的聯盟模式時，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高級軍官都加以拒絕。[10]

在我們對蘇聯最後幾個月歷史的重構中，葉利欽成為一個更加復雜的人物，而不是大眾眼中的共產主義的掘墓人、毀滅蘇聯的兇手、現代俄羅斯的奠基人。葉利欽及其顧問對蘇聯的感情比一般評論要深厚。即使是葉利欽最激進的顧問，原來也沒把蘇聯解體提上日程。“起初，我們的任務不是毀掉蘇聯，”最具影響力的顧問布爾布利斯回憶說，“我們的任務是根據有效政府的所有規則，找到可以管理俄羅斯聯邦的能力和資源的辦法。”1990年春天，據布爾布利斯所說，因為無法通過保守的聯盟議會帶來變革，所以民主反對派領袖才被迫專注於俄羅斯政治。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議會議長，就將議會變成了民主代表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

直到政變之前，葉利欽的目標都是從中央取得盡量多的權力和資源，包括對俄聯邦巨大自然資源的法律所有權。葉利欽在1991年7月底達成了這一目標。政變威脅到了他新獲得的權力和對俄羅斯資源的控制，他現在已經是俄羅斯總統。但是政變失敗給了葉利欽及其顧問們一個機會，使其以勝利的姿態回到他們之前放棄的全聯盟政治空間裏，並且在整個聯盟內實施他們的改革。葉利欽阻止了政變策劃者們挽救蘇聯的努力，現在他卻自己肩負了這個任務。中央政府已經落敗，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影響式微，葉利欽的支持者們強勢奪取了蘇聯機構。他們原本不能也不想接管這一切，比如查禁俄羅斯共產黨並不在計劃之內。一個比戈爾巴喬夫更有權力、更有活力的領導人強勢奪取中央，引起其他共和國反叛，紛紛宣布獨立。葉利欽不得不作出退讓。原來試圖奪取蘇聯的計劃就變成了對建立一個邦聯制國家的談判，因為這麽一來，俄羅斯就能擁有足夠的權力，自行推進經濟社會改革，而不受到其他共和國的保守精英的限制。

葉利欽的顧問和支持者把俄羅斯設想成一個拯救蘇聯新生民主以及實現其經濟改革計劃的諾亞方舟。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很像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他們當初也把俄羅斯看成是拯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以及實現全面社會經濟轉型計劃的諾亞方舟。兩個設想的區別在於1917年列寧說為了世界革命，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凝聚在一起，而現在俄羅斯民主人士相信他們自行努力的勝算更大。這從經濟的角度看可以講得通。在俄國革命中，列寧說沒有烏克蘭的煤，革命就無法成功。到了1991年，蘇聯的巨大財富，尤其是巨大的礦產資源，都在俄羅斯聯邦境內，不在共和國境內。蘇聯的滅亡與其他帝國有所不同，其他帝國覆滅時，資源豐富的都市一般都切斷了自己從以前的殖民地獲取資源的便捷路徑。可是俄羅斯比起過去任何帝國，從失去的帝國領土中得到的收獲更多。葉利欽及其手下不僅深知這一點，還指望依靠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