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1991年8月20日，我同書中的人物——俄羅斯外交部長安德烈·科濟列夫一樣，在政變發生的第二天離開了莫斯科。只是他飛往巴黎，我卻是乘坐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蒙特利爾。在我們著陸之前，沒有人知道政變的策劃者（或者航空公司當局）是否允許我們的飛機飛往加拿大，或者會要求我們改道前往哈瓦那。但是，飛機上許多人所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他們讓我們一路飛到了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失去了對這架飛機的控制，還失去了對莫斯科地面局勢的掌控。

第二天，不必再擔心政變了。按計劃，我將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到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進行授課，那裏的同事對於蘇聯發生的事情很興奮，希望我能開設關於蘇聯危機的課程，主要講一講俄羅斯的命運、蘇聯的民主，以及民主對極權主義的最終勝利。因為來自烏克蘭，同時意識到了民族動員在該國的重要性，所以，我打算開設一門關於蘇聯民族問題的課程。我的主人對此表示懷疑。民族問題好像無足輕重，和現在莫斯科發生的事似乎也沒有清楚的聯系，或者說，至少在北美學術界，許多人就是這麽認為的。然而，在我的堅持下，他們不再反對。

當1991年12月，我教完這門課後，蘇聯已不復存在了。它沒有成為民主獲勝的範例，而是分崩離析，變成了15個國家。我和許多北美同事的觀點不同，我意識到了“民族問題”在蘇聯的重要作用，我一直密切跟蹤研究蘇聯各個共和國走向獨立的動因。然而，我和他們一樣，對事態發展之迅猛深感震驚，也無法理解自8月政變失敗，莫斯科的街頭民主獲勝之後，到12月蘇聯解體這段時間所經歷的和平卻富有革命性的進程。

由記者、政治學家，以及在過去10年中由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有關蘇聯解體的現存資料，都難以解釋我在加拿大公休年期間蘇聯確切發生的事情。所以，為了弄清楚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中蘇聯究竟發生了什麽，世界又發生了什麽以及為什麽會發生這一切，我不得不寫了本書。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相關問題，我仰賴於多人幫助。

這裏我想首先感謝參與此事，同意為此書而接受采訪的人。他們是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議會議長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烏克蘭國防部長科斯坦廷·莫羅佐夫將軍，蘇聯議會議員、烏克蘭作家，也是日後的外交官尤裏·謝爾巴克，美國駐波蘭大使，也是日後駐巴基斯坦的大使托馬斯·西蒙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日後駐希臘大使和副國務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我也要向那些幫助我安排采訪事宜的人員表示感謝：馬歇爾·高德曼、瑪爾塔·迪克左克、盧波米爾·哈伊達和列昂尼德·波力可夫。

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允許我使用他的文書，該文書存放於普林斯頓大學穆德手稿圖書館。伯恩斯大使閱讀了手稿全文，給出了極為有用的建議和修改。俄聯邦副外長阿納托利·安東諾夫讀完此書後，並未提出重大異議。同時，我還要感謝哈佛大學的同事馬克·克萊默和瑪麗·薩洛特，以及我的研究生伊麗莎白·克利，感謝他們對我紛繁的稿件提出的諸多建議。

特瑞·馬丁、查利·邁爾和埃雷茲·曼尼拉針對我的論文和演講給出了建議，而這些正是基於我在本書中涉及的研究內容。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布萊爾·魯布、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弗拉德·祖博克，以及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的奧爾加·帕倫考也給出了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建議極大地幫助我提煉了自己的論據，刪去了手稿的次要部分，避免了錯誤。與以往一樣，我的朋友——資深編輯米羅斯拉夫·尤爾科維奇出色地使我的文字更加“英語化”。

我感謝歷史系在2011年秋給予我的公休假，便於我寫作此書；同時感謝烏克蘭研究所、戴維斯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給我提供的經費資助。特別感謝我的同事蒂姆·科爾頓，2012至2013學年，我和他共同教授研討班——“帝國遺產和國際政治”。另外，還要向戴維斯研究中心的同事和選修該課的學生表示感謝。有關蘇聯及後蘇聯時期的政治和過去幾十年人們對此的解讀，蒂姆和研討班的參加者使我受益匪淺。

普林斯頓大學档案管理員丹尼爾·J.林克使我得以經過允許，使用穆德手稿圖書館館藏的國務卿貝克的文案。阿列克謝·利特溫給予我極大的幫助，使我得以接觸到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档案。米哈伊爾·普羅蘇門希科夫、彼得·魯格泰勒、尤裏·沙波瓦爾和弗拉基米爾·韋德洛維奇關於前蘇聯、俄羅斯和烏克蘭文档方面給予我許多建議。感謝俄通社-塔斯社圖片社國際部的伊芙吉尼婭·帕洛娃和科比斯圖片社的奧斯卡·伊斯派拉特幫我挑選本書的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