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嘉慶：滑落曲線（第4/17頁）

三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的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後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這些古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糞土之不若”，卻又價值高昂。名義上是官員貢獻，實際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撲隨之。民何以堪？”。從今而後，誰再貢獻，不但不收，反而還要嚴懲。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下發了一道讓全國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但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

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是動真格的了。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轟動效應。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撥亂反正了。他所做的這些，不過是小小的鋪墊而已，實質性的舉動還在後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專制社會，統治者了解情況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進言。乾隆皇帝晚年剛愎自用，拒諫飾非，真實情況不能上達，眼皮子底下的問題不能發現。嘉慶深知此弊，他決心在自己的任內，充分發揮建言和進諫的作用。

剛誅了和珅，皇帝就下詔鼓勵官員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說：“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為咨取，庶民隱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勵之下，大清王朝一時間出現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的局面。雖然大多數奏折見解平庸，但也確有有識之士，向他指陳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揭發了一批貪官，讓他對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誅和珅的根本目標是扼制腐敗。在廣泛聽取官員意見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時代即以廉潔著稱的大臣進入了朝廷中樞，而和珅時代大部分省一級高官被撤換。《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嘉慶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個身居要職的官吏中，六個被迅速撤換，他們是：駐南京的總督、陜甘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二人。

借誅和珅的東風，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國興起。在“求直言”運動中，一大批貪官被揭露出來，受到嚴懲：湖南布政使鄭源濤公開賣官，並且定下官職售價，被定罪斬首；雲貴總督富綱在任內索賄，被判絞刑；湖北安襄鄖道台胡齊崙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貪汙軍需銀三萬兩，被抄家處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辦匪案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舉報，丟官罷職……

當然，大事中的大事，還是白蓮教起義。自從登基以來，熊熊燃燒的起義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著他。太上皇乾隆調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間先後花費軍費七千萬兩，可是起義烈火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有越燒越旺之勢。嘉慶深知，這是關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事實上，他之所以不惜冒違反“三年無改”之教的風險，雷厲風行地全面扭轉父親的政策，核心目標就是為了除掉這個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懲腐敗，也都是圍繞這一核心而展開的布局。

通過懲辦貪汙和人事調整，一個更強有力的後勤保障體系初步建立起來。通過百官的直言進諫，皇帝對軍隊中長期存在的腐敗、權力分散、戰略失當、軍紀渙散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軍營的腐敗在此時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統兵將領無不濫支軍費，納入私囊。由於軍費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難以存活的程度。赴陜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發糧餉，集體逃回河南。湖北巡撫長期克扣兵糧，士兵只好靠搶劫百姓為生。

皇帝整頓軍事，首先從治理貪汙開始。親政不久，他就把陣前最高統帥經略大臣勒保撤職查辦。據人舉報，這個統兵大員居然在陣前帶著戲班子，成天喝酒聽戲。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貪汙不法的親信也被從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