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4/10頁）

然而，自此以後，來自下面的壓力越來越大，更民主激進的一翼從他們之中分裂出來。這種激進派是進步的、主張共和的，但此時尚未成為獨立的勢力。在斯堪的納維亞，農民團體從自由黨退出，變成“左派”，例如1848年的丹麥，19世紀60年代的挪威；或者變成反對城市的壓力團體，例如1867年的瑞典。在普魯士（德國），以西南部非工業區為基地的民主激進派余黨，1866年後拒絕跟隨資產階級的國家自由黨人（National Liberals）與俾斯麥結盟，他們當中有些人加入了反普魯士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在意大利，當溫和派成了這個新近統一的王國的中流砥柱之際，共和黨人仍繼續扮演其反對者的角色。在法國，資產階級長期無法在自己的旗幟甚至在自由黨的旗幟下行進，其候選人打著越來越具煽動性的旗號來尋求民眾支持。“改革”和“進步”讓位給“共和”，“共和”又讓位給“激進”，甚至在第三共和國時期，又讓位給“激進的社會主義”。在一次次的變化中，每次都隱藏了一批新一代具有相同本質的蓄著絡腮胡、身著禮服外套、能言善辯和誇誇其談的立法改革者。當他們在選舉中戰勝左派之後，便迅速地轉向溫和。唯獨在英國，激進派長期屬於自由黨的一翼。也許這是因為在英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未形成一個階級，不像其他地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治獨立地位。

不過，實際上自由黨仍然是有權勢的，因為它提出了唯一一套被認為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德國人稱之為“曼徹斯特主義”）；也是因為在科學、理性、歷史和進步等問題上，無論持何種觀點的人，幾乎都一致認為它代表了這些事物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來說，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家和文職人員，無論其意識形態為何，幾乎都是自由黨人，就像當今的政治家和文職人員都不是自由黨人一樣。激進派拿不出一套能夠取代資產階級的理論體系。在那個時期，要他們和真正的反對黨聯手反對自由黨，即使並非不可能，但至少對他們來說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議的。激進派和資產階級都是“左派”的組成部分。

真正的反對黨（“右派”）來自那些反抗這種“歷史力量”的人（不論他們持什麽觀點）。在歐洲，很少有人真正希望如1815年後的浪漫反革命分子一樣恢復到舊制度時代。他們的目的全在於阻止，或者說僅在於減慢目前這種令人恐懼的進步。我們可從那些主張“運動”和“穩定”、“秩序”和“進步”不可偏廢的知識分子身上找到最佳詮釋。因此，保守主義的主張往往很容易贏得自由資產階級中某些派別的贊賞，因為他們已感到進一步發展將會有引狼入室的危險，使革命再度逼近。有些特殊團體的眼前利益與自由黨現行政策直接發生沖突（例如農民黨和保護主義者）；也有些派別並不是出於反對自由黨政策而反對自由黨，如比利時的佛蘭德斯人，他們憎恨本質上是瓦龍人的（Walloon）資產階級以及瓦龍人的文化統治。保守黨自然得到這部分人的支持。還有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在農村社會中，亦即家庭或地方敵對勢力自然會被與他們關系不大的意識形態二分法所同化。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ia Marquez）的小說《百年孤獨》（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中的奧雷裏亞諾·布恩迪亞（Aureliano Buendía）上校，在哥倫比亞的窮鄉僻壤組織了總共32次自由黨起義中的首次暴動，這並不是因為他是自由黨人，也不是因為他懂得這個詞的含義，而是因為他曾遭到一位當地官員的淩辱，而這位官員恰好也是保守黨議員。可能出於邏輯上或歷史上的原因，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英國肉商大都為保守黨人（是否與農業有關？），而雜貨商又絕大多數為自由黨人（是否與外貿有關？），但其中的原因都未得到證實。然而，需要解釋的也許不是這一點，而是為什麽這兩類無所不在的店主不持同一種觀點呢？按常規，無論什麽樣的觀點，他們都應能求得一致才是。

從本質上看，保守主義者依靠的力量是：強調傳統、堅持陳舊而且秩序井然的社會以及墨守成規、不求改變且反對新興事物的人群。因此，在這方面，發揮官方教會和官方組織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凡是自由主義贊成的，都對兩者形成威脅；同時兩者還能動員十分強大的力量去反對自由主義。還有一點就更不用提了，即組織第五縱隊打進資產階級權力中心，辦法就是利用資產階級妻女遵從孝道、恪守傳統美德的特點以及利用牧師控制嬰兒的洗禮、結婚典禮和葬禮，教會基本上掌握控制了一大部分教育優勢。雙方都在激烈爭奪這些領域的控制權，事實上，這場爭奪戰成了許多國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