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2/10頁）

他基本上是一位失敗的政治家。然而，命運和個人背景使他扮演了一個全新的角色。在1848年之前，作為法蘭西帝國皇位的覬覦者，他不得不從非傳統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盡管人們對他聲稱他是波拿巴家族成員表示懷疑。他成長於民族主義鼓吹者和聖西門主義者的社會環境中［他本人加入過燒炭黨（Carbonari）］。這種經驗使他堅信，或許過分堅信民族主義和民主等歷史力量的必然性，也導致他對社會問題和後來對他有所裨益的政治手法堅信無疑。革命給他帶來了機會，因為革命以壓倒性多數選舉姓波拿巴的人為總統，當然，動機各不相同。事實上他不需要通過選舉掌權，1851年政變後，他也不需通過選舉宣布自己為皇帝。但是，如果他不先取得選票的認定，光憑他耍陰謀詭計的能力是不可能說服那些將領和所有有權力、有野心的人支持他的。除美國之外，他是第一個通過全民（男性）選舉當政的大國統治者，這點是人們永志不忘的。當政之後，他繼續像最早經由公民投票產生的愷撒，更確切地說像戴高樂將軍（General de Gaulle）那樣運用選舉制度（選舉產生的代表制議會根本無足輕重），1860年以後，也越來越常采用當時已習以為常的議會制度。由於他相信這是當時業已為人們所接受的歷史事實，因此，他也許認為，他也不可能抗拒這種“歷史力量”。

拿破侖三世對選舉政治的態度是模棱兩可的，人們對這一點饒有興趣。作為一名“議會政治家”，他玩了當時一般政治家都玩的政治遊戲，即把議會中足夠多數通過選舉產生的議員糾集起來，組成松散易變的聯盟，給它貼上一個絕不可能與現代政黨相混淆的、含糊不清的意識形態標簽。因此，例如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1797—1877）之類的七月王朝政治家，以及未來第三共和國的傑出人士如法弗爾（Favre，1809—1880）、費裏（Ferry，1832—1893）和甘必大（Gambetta，1838—1882），才得以在19世紀60年代或恢復其名譽地位，或自此名聞遐邇。拿破侖三世在玩弄這種遊戲方面並非特別成功，尤其是當他決定放松對選舉和新聞出版機構實施有力的官方控制之後。另一方面，作為一名為選舉制度而奮鬥的人，他還保留了公民投票這項武器（這點又像戴高樂將軍，只是比戴高樂更加成功）。在1852年的公民投票中，他一鳴驚人地以壓倒性多數或者說權威性的票數獲勝。盡管那次公民投票受到了相當嚴密的“監控”，他還是以780萬贊成票、24萬反對票和200萬棄權票的絕對優勢取勝，甚至在他垮台前夕的1870年選舉中，他仍能保持一種日趨惡化的議會制局面，以740萬票對160萬票的多數獲勝。

這種公眾支持是沒有經過政治組織的（當然，通過官僚政治施加的壓力除外）。拿破侖三世不像現代民眾領袖那樣，他沒有進行“運動”。作為國家元首，他當然也不需要。公眾的支持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他本人就很希望得到“進步人士”的支持——雅各賓共和派總是那麽高不可攀，他們的選票集中在城市裏——同時他也希望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與正統的自由黨人相比，他更加重視工人階級的社會和政治重要性。然而，雖然他有時也得到諸如蒲魯東之流的無政府主義重要代言人的支持，而且也的確為調停、平息19世紀60年代日益高漲的勞工運動做過認真的努力——他於1864年使罷工合法化——但還是未能打破勞工與左派之間傳統契合的密切關系。因此，他實際上依靠的是保守勢力，特別是占這個國家2/3的西部農民。鑒於這些理由，他畢竟還是拿破侖，是堅決反對威脅財產的反動政府，是羅馬教皇的保護者——這是拿破侖三世出於外交原因竭力想要避免，但由於國內政治原因又無法避免的局面。

但是，從拿破侖三世與法國農民之間的實質關系來看，他的統治似乎更具意義。馬克思曾對法國農民做了以下評述：

無論是經由議會還是政治會議，農民都不可能以他們自己的名義加強他們自身的階級利益。他們不可能代表他們自己，他們必須由別人代表。他們的代表必須同時是他們的主人，是他們的權威，是保護他們免遭其他階級的損害，並給他們送來雨露和陽光的無限政治力量。操縱權力的人即將自己與他們聯系在一起，小農終於在這些人身上找到表達政治影響的方式。[3]

拿破侖三世就是這種權力的執行者。他是第一個與“不能以自己階級名義獲得本階級利益”的廣大群眾建立關系的政治人物。20世紀的許多政治家——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以及以最危險形式出現的法西斯主義者——都將再次發掘他所倡導的那種與民眾的關系。他們還將發現，還有其他的階層在這方面與大革命後的法國農民極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