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

資產階級應該知道，民主力量已在第二帝國期間應運而生了。資產階級將發現，這種力量根深蒂固，重新發動反對民主的戰爭無疑是極不理智的。

——亨利·阿蘭·塔爾吉，1868年[1]

但是，由於民主的進程是社會整體發展的結果，所以一個掌控較大政治權力的進步社群，必須在此同時保護國家免於民主的暴行。民主力量無論在什麽地方一時占了上風，都應立即加以鎮壓。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1

如果民族主義是這個階段各國政府所承認的一種力量的話，那麽，民主，或者說一般人在國家事務中日益增強的作用，就是另一種歷史力量了。在本書所述時期，民族主義已成為群眾運動，就此而言，民族主義和民主這兩種力量又是同一回事。毫無疑問，就這點來說，幾乎所有激進的民族主義領導者，都認為民族主義和民主是同一種力量。然而，我們認為，盡管以新興工人階級為代表的其他團體，主張發起至少在理論上將共同的國際階級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的運動，但實際上，由農民等普通人組成的大團體，仍然沒有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在參政受到高度重視的國度亦然。在統治階級眼中，重要的並非群眾所信奉的事物，而是他們的信念如今已成為政治必需的考慮之一。從定義上講，群眾是為數眾多、愚昧而且危險的，正是由於他們十分單純，眼裏看到什麽就信什麽，所以也最危險，因為他們看到的是統治者對他們的痛苦漠不關心，看到的是一條簡單的邏輯：既然他們占人民群眾的大多數，政府就應當首先為他們的利益服務。

在西方先進的工業國家裏，這一點已經顯得越來越清楚，即政治制度遲早將不得不讓“群眾”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下這點也很清楚，即構成資產階級社會基本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已經無力從理論上防止這種情形發生。自由主義政治組織的特有形式，就是經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來組成代議政府。此政府代表的（如同封建國家一樣）不是社會或集體的利益，而是個人的總和以及法律上平等身份的總和。當政者從自身利益考慮，也出於小心謹慎和某種普通常識，很可能得出下列看法：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決定政府的重大政策。不識時務者不如大學畢業生；因循守舊者不如思想開明者；無所事事的窮人不如那些可以通過正當手段發家致富的幹練之士。然而，這種論點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在社會底層民眾眼中，它有兩大弱點（對最保守的人來說，情況當然又很不同了）。如果法律上人人平等，那麽在理論上就不能將人做出這種區分。尤為重要的是，由於社會流動和教育進步（兩者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都是必要的），使得中產階層與下層社會之間的界線模糊不清，因此在現實社會中也很難將人們清楚劃分。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值得尊敬的”工人與中產階級一道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也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采納了資產階級的行為標準，那麽這條界線應畫在哪裏呢？無論這條界線畫在哪裏，只要它是涵括了多數的那邊，其中就可能包括相當一部分不支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若幹觀點的公民，以及竭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人（而資產階級認為這些觀點對社會繁榮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最具決定性的一點是，1848年革命已經證明，群眾已有能力沖入統治者的封閉圈內；工業社會帶來的進步，更使他們造成的壓力甚至在非革命時期也越來越大。

19世紀50年代給了大多數統治者一個喘息機會。十余年間，他們不必再為歐洲會發生這類問題而憂心忡忡。然而，當時已有一個國家，其政治和憲法的時鐘已經無法逆轉。在法國，由於過去已經發生過三次革命，因此想再把群眾排除在政治之外無疑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們從今往後都必須受到“駕馭”。路易·拿破侖（即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從此成了更具現代性的政治試驗場，盡管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對日後的政治管理形式啟發不大。這種試驗迎合了那些不可思議的頭面人物的口味，只是與他們的才智不太相稱。

拿破侖三世在與公眾的關系方面一直很不順利。他很不幸，因為他未能把他那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能言善辯之士全都納入旗下。光是馬克思和雨果的聯合抨擊，就足以消除人們對他的記憶，這還不包括那些次要但在當時也同樣具戰鬥力的新聞界人才。他在國際和國內政治事業中的失敗，也使他臭名昭著。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幸免世界輿論的一致譴責，是因為這個惡棍、瘋子和令人恐怖的人物，在通往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大災難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同凡響的事情，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得到其隨從人員的忠誠支持。拿破侖三世顯然不像希特勒那麽非凡，也不像希特勒那麽瘋狂。一個在謀略上敗給加富爾和俾斯麥，一個才打了幾個星期的仗其政治支持便下降到危險點的人，一個把“拿破侖主義”從作為法國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到變成一樁歷史逸事的人，當然不可避免地會被譏諷為是“無足輕重的拿破侖”而黯然退出歷史舞台。拿破侖三世根本沒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原想借助普法戰爭重建自己和法蘭西的聲名，卻被這場戰爭嚇得瑟瑟發抖。這位不夠坦誠、表情陰沉卻經常展示其魅力的人，這位留著絡腮胡、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的人，似乎只是因其官階最高而成為帝國的當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