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3/10頁）

在19世紀50年代，除了瑞士的革命憲法保持不變外，其他歐洲國家都不是在成年男子普選的基礎上當政的（瑞士國會議員是由不受財產資格限制的20歲及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選出，但上議院議員是由州代表選出）。有一點也許是人們應該注意的，即甚至在民主進展順利的美國，選舉投票率也要比法國低得多：1860年美國大選共有470萬選民投票，林肯僅以不到其中半數的選票當選總統。一般說來，除了在英國、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薩伏伊公國之外，議會在其他國家幾乎都不具真正的權力或影響力，它們的情形都非常相似，或是通過非常間接的選舉產生，或是有點兒類似古老的“等級會議”，或是對選民和候選人的年齡、財產做出或多或少的嚴格規定。這種選舉而成的議會，幾乎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更加保守的上議院的攻擊和制約。上議院議員大多數是指派的，或是世襲的，或是由於官職而自然成為上院議員。在英國的2750萬總人口中，約有100萬人擁有選舉權，其選舉限制肯定比比利時少，比利時的470萬人口中，只有大約6萬具有選舉資格，但英國既不民主，也不打算實行民主。

19世紀60年代群眾運動的復蘇，使政治不可能脫離民眾壓力。到本書所述的這個時期末，歐洲只有沙皇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繼續維持純粹的專制制度，而普選權再也不是革命政權的顯著特點了。新的德意志帝國便是采用普選制選舉其國會議員，但很大程度是出於裝飾目的。在這10年間，沒有幾個政府能逃得過人民參政權的明顯擴張，只是程度強弱不等。在此之前，選舉只在少數幾個國家具有實際意義。這些國家曾為之絞盡腦汁的問題已成了大多數國家的頭痛問題——是采用名單比例代表制，還是候選人制；是按“幾何圖形劃分選區”，還是為某一方的利益擅自改劃社會和地理選區；上院淩駕下院的審核制度；把權力留給最高行政長官，等等。所幸這些問題在當時還不十分尖銳。英國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雖將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左右，但仍然不超過人口總數的8%。而在不久前統一的意大利王國，選民僅占人口總數的1%。（根據19世紀70年代中期法、德、美的選舉情況判斷，這個時期擁有選舉權的成年男子實際上只占總人口的20%—25%。）盡管如此，情況還是有了變化。而進一步的變化只能暫被推遲而已。

由於朝代議制政府方向取得不少進展，政治上又有兩個問題凸現出來：即中上層社會精英的問題和還未能參與官方政治的貧民問題。用當時英國的術語來說，就是“階級”和“民眾”的問題。在他們之間還有一個中間階層——小店主、手工業者，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和擁有地產的農民等——他們已經以財產所有人的身份部分卷入這種業已存在的代議政治。無論是舊式莊園貴族和世襲貴族，還是新生資產階級，都不具數量上的優勢。對於這種優勢，貴族階級並不需要，但資產階級卻很需要。由於兩者（至少他們的上層）都擁有財富，並在其社群中擁有使他們成為至少是潛在“名流”的個人權勢和影響力，因而他們都是政治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唯獨那些貴族階級，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仍頑固反對選舉制度：英國堅持上議院制，普魯士和奧地利國會用臭名遠揚的額外代表制方式堅持“階級選舉權”，有的則堅持殘存的——但很快便消失的——古老封建階級制度。此外，他們作為一個階級，在君主政體中一般仍能獲得有系統的政治支持。君主政體畢竟仍是歐洲國家的主要政體形式。

另一方面，由於資產階級擁有巨大財富，他們已是不可或缺的，他們肩負歷史的使命，因而他們以及他們的思想已成為這個時期的“現代”基礎。但是，真正使他們變成政府體制中的一股力量的，是他們動員非資產階級支持的能力。因為非資產階級擁有人數上的優勢，當然也就擁有選票上的優勢。如果喪失這一點，如同19世紀60年代末在瑞典所發生的那樣，又如同後來在其他地方因真正的群眾政治高漲而很快發生的那樣，他們就會在選舉方面，至少在全國政治中，淪為勢單力薄的少數（在地方政治方面，他們還能維持一種較好的局面）。因此，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是繼續得到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比較少見）的支持，至少要當這些階級的霸主。廣義上來說，在這個歷史時期，他們是成功的。在代議政體中，一般都由自由黨（通常為城市工商階級的政黨）掌權或執政，僅偶爾有所中斷。在英國，從1846—1874年間一直都是自由黨執政；在荷蘭，至少1848年以後的20年間是這樣；在比利時，1857—1870年間是如此；在丹麥，直到1864年令人震驚的失敗之前，也或多或少是如此。在奧地利和法國，從19世紀60年代中葉到19世紀70年代結束，他們一直是各屆政府的主要正式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