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6/10頁）

俾斯麥和其他保守黨人都懂得，無論是什麽樣的群眾，都不是可以和城市商人相提並論的自由黨人。所以，俾斯麥和保守黨人有時候認為，他們能夠抑制自由黨人擴大公民權的威脅。他們甚至可能像英國保守黨創始人之一的迪斯累裏在1867年和比利時天主教在1870年所做的那樣，將這種想法付諸實現。他們的錯誤在於把群眾想象成跟他們同樣的保守主義者。毫無疑問，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農民還是傳統主義者，他們向來自動支持教會、國王或者皇帝以及僧侶統治集團，反對城裏人的邪惡圖謀。在法國，西部和南部的廣大地區甚至在第三共和國時期，還投票選舉波旁王朝的支持者。還有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英國的民主無害理論家白哲特在1867年頒布改革法案之後指出的那樣，包括工人的多數群眾，他們的政治行為是受到“他們上司”控制的。但是，群眾一旦登上了歷史舞台，他們早晚會做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正式演員，不會永遠像個單純的臨時演員，在戲劇中扮演精心設計的不重要角色。此外，許多落後地區的農民可能還是保守黨的依靠對象，但在工業日漸繁榮的城市地區則非如此。城市居民所希望的不是傳統的自由主義，但是，傳統的自由主義也不一定就受到保守主義統治者的歡迎，特別是不一定受到那些致力於真正的自由經濟和社會政策者的歡迎。在1873年之後的經濟蕭條和不穩定年代裏，這一點變得特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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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領域異軍突起並發揮重要作用的最危險社群，是新生無產階級，其數量因20年的工業化而壯大。

工人運動沒有因為1848年革命和此後10年經濟發展的失敗而遭到致命摧毀。那些研究新社會的未來，將19世紀40年代的動亂轉變成“共產主義幽靈”，給無產階級提出一個有別於保守派、自由派或激進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論家，有的被捕入獄，例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例如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遺忘，例如皮奎爾（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例如卡貝（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與當局言歸於好，就像蒲魯東在拿破侖三世統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樣；有人相信資本主義即將滅亡，但時代顯然不站在他這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後的一兩年內曾希望再次爆發革命，後來又曾把希望寄托於下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後，他們也順應潮流，將革命視為一種長期的打算。如果說社會主義已經徹底消亡，或許稍嫌誇張，然而甚至在英國，那些土生土長的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也許都舒舒服服地進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許1860年的社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不是在1848年就已經是社會主義者了。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這個間歇期強迫他們暫時脫離政治。這個隱晦時期使馬克思得以將其理論鍛煉成熟，並為其《資本論》打下基礎，但馬克思本人不知感恩。與此同時，幸存下來的工人階級政治組織以及為工人階級事業奮鬥的政治組織都紛紛垮台了，例如共產主義者同盟垮於1852年；或者逐漸淪為默默無聞、無足輕重的組織，例如憲章運動。

然而，工人階級的組織依然存在，而且只會漸漸壯大，但他們的經濟鬥爭和自衛行動比以往更有節制了。除了英國部分的明顯例外之外，工會和罷工幾乎在歐洲所有地方都是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會（Mutual Aid Societies）和合作組織——在歐洲大陸一般為生產組織，在英國一般為商店——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不過談不上特別興盛：在意大利這類互助會勢力最強的皮埃蒙特地區，1862年互助會的平均人數也不足50人。[5] 只有在英國、澳大利亞和（奇怪得很）美國，工人的工會組織才具有重要意義。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工人工會，主要是由具有階級意識的英國移民組織而成的。

在英國，除了機器制造工業的熟練工匠和較古老行業的手藝人之外，棉紡工人也保持了強大的地方工會，這些工會在全國建立起有效的聯系，而且有一兩次，即1852年的工程師聯合工會、1860年木匠和細木工人聯合工會，它們曾在財政上（如果不能說在戰略上的話）協調了全國社團。它們雖然只是少數，卻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數，而且在熟練工人中它們有時還占多數。此外，它們還為工會制度的迅速擴大打下了基礎。美國的工會組織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較強的，盡管後來證明，它們未能抵擋住19世紀末那場真正飛快發展的工業化沖擊。然而，與組織有序、有勞動者天堂之稱的澳大利亞殖民地工會相比，美國工會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亞的建築工人實際上早在1856年就贏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很快其他行業也都實行此制度。在這個人口稀少而經濟蓬勃發展的國家中，工人討價還價的地位高於其他任何國家。19世紀50年代的淘金熱將數以千計的人們引至他方，留下來沒跟著去冒險的工人，其工資卻因之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