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創建（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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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創造民族國家的運動與“民族主義”有著根本區別。前者是締造一個政治產物的綱領，聲稱它是建立在後者的基礎上。毫無疑問，許多人出於某種目的認為自己是“日耳曼人”，但他們所指的日耳曼並不是單一的日耳曼國家，一個特別樣式的日耳曼國家，更不是指一個涵括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的地方，就像過去民族歌謠裏唱的，西起默茲河（Meuse），東到涅門河（Niemen），北自丹麥海峽［貝爾特（Belt）］，南至阿迪傑河（Adige）。如果說俾斯麥拒絕接受“大日耳曼”計劃就意味著他不是一個日耳曼人，而是一個普魯士“容克”和國家公仆，俾斯麥是不會承認的，與俾斯麥情況相似的人也會加以否認。俾斯麥是日耳曼人，但不是一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或許他也不是一個“小日耳曼”民族主義者，雖然他統一了全國。（除了原屬神聖羅馬帝國的奧地利帝國地區，但包括普魯士從波蘭取得的土地，這塊土地從未成為德國的組成部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發生歧異的最嚴重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是薩伏伊國王於1859—1860年、1866年和1870年統一的。從阿爾卑斯到西西裏的整個地區，只有在古羅馬時代才有單一的行政管轄（梅特涅非常正確地將其稱為“僅僅是地理名詞”），在此之前歷史上別無先例。在1860年統一運動進行之際，日常生活中真正說意大利語的人估計不超過2.5%，其余人說的方言與意大利語相距甚遠，遠到意大利政府在19世紀60年代派往西西裏的學校校長，竟被當地人誤認為是英國人。[7] 在當時認為自己基本上是意大利人的比例也許比以往要高，但仍是少數。無怪乎馬西莫·德·阿澤利奧（Massimo d’Azeglio，1792—1866，意大利復興運動主要人物，薩丁尼亞王國首相）會在1860年驚呼：“我們已經締造了意大利，必須接著締造意大利人。”

盡管如此，代表“民族理想”的運動，不論其性質、綱領如何，都發展壯大了。及至20世紀初，民族綱領已形成了標準模式（和極端模式），這就是各“民族”有必要完全獨立，成立領土上、語言上同屬一個民族的世俗國家，也許是共和制或代議制。［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以其非常極端的主張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點，因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意思，就是一個歷史上完全是在共同宗教活動中形成統一的民族，要擁有一塊領土、創造一種語言並使這個民族的政治結構永久化。］不過，19世紀中期的民族運動經常不（甚至正常情況下也不）代表這個模式。不過這些運動或多或少包含某些模棱兩可的政治變革，也正是這些變革才使它們成為“民族主義”運動。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些變革，但是要避免“後見之明”的錯誤，同時要避免將振臂高呼、口若懸河的民族主義領袖的思想，與其實際追隨者的思想相混淆。

我們也不應該忽略新舊民族主義的本質區別。後者不僅包括尚未建立國家的“歷史的”民族，也包括早已建立國家的民族。英國人的英國意識到底有多強呢？並不很強，盡管所有爭取威爾士、蘇格蘭自治的運動此時實際上已經偃旗息鼓。英格蘭民族主義是存在的，但島上的小民族並不持英格蘭民族主義。旅居美國的英格蘭移民為其國籍而驕傲，所以不願成為美國公民，而威爾士和蘇格蘭公民就沒有這份忠心了。他們成為美國公民後仍是驕傲的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就像他們當英國公民時感到自己是自豪的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一樣。他們自由自在，不受國籍束縛。法蘭西這個偉大民族的成員又有多濃的民族情感呢？我們不知道。但這個世紀初法國逃避服兵役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西部和南方某些地方（科西嘉人情況特殊，更不必提了）將服兵役視作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討厭東西，而不是法蘭西公民的國民義務。至於日耳曼人，我們知道他們對未來統一的德國的規模、性質和結構有不同的看法，但究竟有多少日耳曼人關心德國統一？一般說來，農民不關心，甚至1848年革命之際，當民族問題成為政治的中心問題時，他們也不關心。就這些國家的群眾而論，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不可否認的，但這些國家的情形又說明，如果認為其人民會理所當然、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是同種同族，顯然是不夠明智的。

至於其他民族，特別是大多數突然出現的民族，在19世紀中期，唯有神話和宣傳才會說它們的民族主義毫無問題。這些民族的“民族”運動，在經歷情緒階段和民間傳說階段之後趨向政治化，因為湧現出大批致力於“民族理念”的骨幹，他們出版民族雜志及其他出版物，組織民族社團，試圖建立教育和文化機構，進行各種更直率的政治活動。但整體而言，這時期的運動缺乏群眾的認真支持。運動成員主要是介於一般民眾和當地資產階級或貴族（如果存在的話）之間的人士，特別是文化人士：教師、低層神職人員、某些城市店主和獨立手工業者，以及那些在階級社會裏處於從屬地位為了兒子而盡力往上爬的農民。最後還有學生，他們來自某些民族意識強烈的院校、神學院和中學，並成為積極戰士的現成來源。對那些具有“歷史的”民族而言，只要趕走外來的上層統治者，便可成立國家，而地方的精英分子——匈牙利和波蘭的士紳，挪威的中級官僚——更直接地提供了政治骨幹，有時還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民族主要基地（參見《革命的年代》第七章）。整體而言，這個階段的民族主義於1848年至19世紀60年代於北歐、西歐和中歐宣告結束，然而許多巴爾幹和斯拉夫小民族的民族運動，此時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