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的創建（第6/8頁）

但是我們也不應低估一個受到廣大愛爾蘭勞工大眾經濟支持的運動（這些勞工大眾因貧窮所逼、因仇恨英國而跑到美國），不應低估它的獨特之處和歷史意義，須知這個運動的成員均來自移居美國和英格蘭的無產階級——在現今的愛爾蘭共和國當時幾乎沒有什麽產業工人——以及來自愛爾蘭歷史十分悠久的“農村恐怖主義”（agrarian terrorism）大本營裏的年輕農民和農業工人，這個運動的骨幹就是從這些人當中成長起來的，此外還有具革命性的下層城市白領工人。這個運動的領導人已將自己的生命獻給起義暴動。這個運動預見到20世紀低開發國家革命式的民族運動而搶了先機。這個運動缺少社會主義工人組織作為核心，有的或許只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激勵，它使得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造結合在一起，並在這個世紀演變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愛爾蘭根本沒有社會主義，更不必說社會主義組織了，芬尼亞勇士團的成員（他們也是社會革命者）只是將土地聯盟（Land League）裏關於群眾民族主義與農村群眾不滿兩者之間含糊不清的關系搞得明確無誤而已，邁克爾·達維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甚至這點也是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後，在19世紀70年代晚期和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時期才做到的。芬尼亞主義是自由主義勝利時代的群眾民族主義運動。它只想通過革命手段趕走英格蘭，為被壓迫民族取得完全獨立，希望如此可一舉解決所有的貧窮、剝削問題，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事情可做。但其效果不佳，因為盡管芬尼亞勇士團的成員有自我克制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但他們組織的暴動（1867年）和侵略（例如從美國入侵加拿大）明顯成效不佳。他們偏好突擊，像通常那樣一下取得了轟動的效應，但也只是一時宣傳而已，有時只是喧囂一陣兒。他們創建了一股為大部分愛爾蘭天主教徒爭取獨立的力量，除此之外，他們提不出其他計劃，於是只得把愛爾蘭的未來拱手讓給一個小農業國家的中產階級溫和派、有錢的農場主和小城市裏的商人，這些人接收了芬尼亞勇士團長期奮鬥的成果。

雖然愛爾蘭的問題很獨特，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本書所述時期，民族主義日益成為一支群眾力量，至少在白人國家是如此。《共產黨宣言》說“工人無祖國”，這個說法雖然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不切實際，但是工人階級的這種意識只能隨著政治意識的提高而提高，因為從傳統上看，革命本身歷來就是非常民族性的事（例如法國），而且新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和意識形態家本身也都深深卷入民族問題之中（1848年幾乎各國皆是如此）。從實際運作的層面來看，替代“民族”政治意識的，不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而是次政治（sub-political）意識。次政治意識涉及的範圍比民族國家的政治意識範圍要小得多，甚或完全無涉。曾在民族忠貞和超民族忠貞（例如國際無產階級事業）之間做出明確選擇的左派人士幾乎沒有。左派的“國際主義”在運作層面上，意味著支持為同一事業進行鬥爭的其他民族，與他們團結一致，如果本身是政治難民，就準備就地參加鬥爭，不論身處何方。這跟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信仰也不抵觸，就像加裏波第、巴黎公社的克呂瑟雷（Cluseret，他曾在美國協助芬尼亞勇士團）以及數不清的波蘭戰士所表現的那樣。

這也可能意味著拒絕接受政府及其他人提出的“民族利益”，然而，在1870年抗議“手足相殘”的普法戰爭的德國和法國社會主義者，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的對民族主義無動於衷。巴黎公社從雅各賓愛國主義那裏獲得的支持不亞於社會解放口號；馬克思主義者李蔔克內西（Liebknecht）和倍倍爾（Bebel）領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從1848年配合激進民主派的民族主義對抗普魯士式的民族計劃中，獲得許多支持。德國工人憤恨的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反動派，而他們對反動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反動派將社會民主黨人稱作沒有祖國的家夥，這不僅剝奪了他們當工人的權利，也剝奪了他們做個好日耳曼人的權利。當然，政治意識若不經過某種民族式的界定幾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資產階級一樣，無產階級作為國際事實而存在的僅僅是個概念。現實中它是不同民族國家或不同種族語言群體的聚合體：英國、法國或多民族的德國、匈牙利或斯拉夫。只要“國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識上與已經建立組織、統治民間社會的國家和民族相吻合，那麽國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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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論人們的民族感情有多強烈（當民族變成國家和國家變成民族時），不論對民族的忠誠度有多高，“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為的。從歷史上看，它是個新事物，雖然它體現出人類群體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對“外人”所具有的或他們認為他們具有的共性的東西。實際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因此，建立強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機制至關重要。機制主要是指國家，尤其是國家教育機制、國家就業機制和軍隊（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和奧匈帝國皆實行了征兵制）。這一時期先進國家的教育制度發展迅速。用現代標準衡量，大學學生人數仍不是很多。19世紀70年代，德國除神學院學生外，約有大學生1.7萬人，居領先地位。其次是意大利和法國，各有9000—10000名大學生，遠遠落在德國後面。再其次是奧地利，約8000名大學生。[9] 除非是受到民族主義的壓力，否則大學生的數量增長不大。美國是個例外，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在這個時期成倍增長。1849—1875年間，全世界新建了18所新大學，其中9所在歐洲之外（5所在美國，2所在澳大利亞，阿爾及利亞和日本各1所），5所在東歐，2所很小的大學在英國。中等教育隨著中產階級的成長而發展。中學基本上仍是社會精英們的領地（像大資產階級，學校是為他們而設的）。在此美國又是個例外，美國的公立“中學”已開始其民主勝利的生涯（1850年美國全國只有100所中學）。在法國，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從1842年的1/35增加到1864年的1/20。但是中學畢業生——19世紀60年代上半葉平均每年約有5500人——只占達到服役年齡人數的1/55—1/60。當然這比19世紀40年代強多了，那時只有1/93。[10] 大多數國家處於兩極之間：完全沒有教育或教育完全受到限制的國家，例如英國；辦教育如饑似渴的國家，例如德國。19世紀80年代德國高中生很可能已達25萬人。英國卻只有2.5萬名男生分布在225所純私立的學校裏，而這些私立學校又被陰差陽錯地稱為“公學”（public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