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沖突與戰爭

英國歷史大聲地對國王們疾呼：

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前，這些觀念就會緊隨並支持你們。

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後，它們便會拉著你們向前。

如果你們逆著時代觀念而行，它們就將推翻你們。

——拿破侖三世[1]

人類的軍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貿易家的國度中發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爾的摩槍炮俱樂部”只有一個興趣：為了仁慈的目的而毀滅人類；同時這個俱樂部也著手改進武器，因為他們把武器視為文明工具。

——凡爾納，1865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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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學家看來，19世紀50年代的繁榮標志著全球工業經濟和單一世界歷史的基礎已告奠定。在19世紀中期歐洲統治者的眼中，就像我們已經講過的那樣，這場繁榮提供了一個喘息機會。在這一繁榮時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還是鎮壓革命都沒能解決的問題，若不是已被遺忘，至少也由於繁榮富足和牢固統治而告淡化。確實，由於經濟高度擴張，由於采用適合於無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由於社會問題安全閥的敞開——例如良好的就業機會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減輕群眾不滿的壓力，凡此種種使得社會問題看起來易處理得多。但是政治問題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紀50年代結束之前，政治問題已經無法再回避了。對單一的政府而言，這些政治問題本質上是內政問題，但是由於從荷蘭到瑞士一線以東的歐洲國家制度的獨特性質，遂使國內與國際事務糾纏在一起。在德國和意大利，在奧地利帝國，甚至在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邊緣地帶，自由主義與激進民主，或是最起碼的對民權和代表的要求，無法與民族的自治、獨立或統一問題區分開來。如此一來，內政問題便很可能導致國際沖突；就德國、意大利和奧匈帝國而言，更必然會造成國際沖突。

暫且不提任何歐洲大陸邊界的重大改變都會涉及幾個大國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統一就意味著得把奧地利帝國排除在外，因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屬於奧地利帝國的領地。德國的統一則會導致三個問題：（一）要被統一的德國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聯包括奧地利帝國少部分地區、普魯士的大部分地區以及荷爾斯泰因—勞恩堡（Holstein-Lauenburg），後者也屬於丹麥和盧森堡，也有非德語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時屬於丹麥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到19世紀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個普魯士，但不包括奧地利，也沒包括漢堡、不來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區域（麥克倫堡、荷爾斯泰因—勞恩堡以及石勒蘇益格）。這種狀況的復雜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大強權都是日耳曼邦聯的成員，假如兩者一起加入未來的德國，應當如何協調；（三）對於其他為數眾多的小君主國將如何安排，這類君主國從中等大小的王國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國不等。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德國和意大利在自然邊界上都與奧地利帝國有著直接關系。實際上，兩者的統一就意味著戰爭。

對於歐洲統治者而言，幸運的是，這種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混合碰撞，在當時已經不具爆發性，或者更恰當地說，是緊隨著革命失敗而來的經濟繁榮，拆去了爆發的導火線。總而言之，從19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各國政府發現他們面臨著國內的政治動蕩，這些動蕩不安是由溫和的自由中產階級和較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掀起的，有時甚至是被新興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從前更易受到內部不滿的打擊，特別是當他們在對外戰爭失利之時，例如俄國在克裏米亞戰爭和奧地利帝國在薩奧戰爭之後。但是，除了一兩個地方以外，這些新的動蕩不具革命性質，而即使在這一兩個特殊地方，動蕩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這期間最具特色的插曲，是發生在1861年選出的強硬自由派普魯士國會和普魯士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對立。在這場對立中，普魯士國王和貴族完全沒有對國會讓步的想法。普魯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義者的威脅僅僅是口頭上的，於是主動挑起爭執，然後幹脆任命當時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麥——擔任首相，實行沒有國會或者把拒絕投票贊成征稅的國會置於不顧的統治。俾斯麥這樣做了，而且毫無困難。

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具重要意義的事情並不是政府始終處於主動地位，也不是政府幾乎不曾喪失過他們對金融形勢的控制，相反，卻是反對群眾的要求總有一部分會被政府應允，至少在俄國以西的歐洲是如此。這是一個改革的10年，一個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謂的“民主力量”讓步的10年。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已經實行議會制度，選舉權已經擴大，更不用說還有一系列同步進行的相關改革。英國1867年的《議會改革法》，實際上已將選舉權交到工人階級手中。在法國，拿破侖三世政府在1863年顯然失去了城市選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個代表中獲得一個席次——於是逐漸采取廣泛措施，加速帝國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議會制的君主國家中，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甚至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