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沖突與戰爭（第2/6頁）

1860年之後，哈布斯堡王朝幹脆放棄統治，好像它的臣民們完全沒有政治意見一樣。此後，它致力於在其為數眾多而且吵鬧不休的民族之間，尋找一些聯合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強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盡管眼前對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語言上的讓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這個王朝都可以在其說德語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統治基礎。但在控制馬紮爾人這方面，則不見成效，馬紮爾人在1867年的《妥協方案》（Compromise ）之前，已經贏得了不亞於獨立的地位，這個《妥協方案》將帝國轉化為奧匈二元君主國。然而，在德國發生的轉變甚至更能說明問題。1862年，俾斯麥當上普魯士王國首相，著手施行一項方案，旨在維持傳統的普魯士君主和貴族統治，抵制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日耳曼的民族主義。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統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國的宰相，帝國同時設立一個由全體成年男子普選產生的國會（顯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溫和的）德國自由主義者的熱情支持。俾斯麥本人絕不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在政治上也遠不是一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見第五章）。他聰明得足以認識到，與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拼死對立，是無法保住普魯士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的，應該設法與兩者周旋，使他們為自己服務。這意味著他將按照英國保守黨領袖本傑明·迪斯累裏（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說的去做，迪斯累裏在采用1867年《議會改革法》時說過：“要在輝格黨人（Whigs）洗澡的時候趕上去，穿上他們的衣服走開。”

所以，19世紀60年代統治者的政略，是基於三方面考慮而制定的。其一，他們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經濟和政治雙重變化的形勢之下，這種形勢是他們無法控制的，必須去適應。唯一的選擇——政界要人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這道勁風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樣憑借他們嫻熟的技術把航船駛往另一個方向。風本身只是一個自然因素。其二，他們必須決定要對新勢力做怎樣的讓步，才不至於威脅到他們的社會制度，或者在特殊情況下，不威脅到他們有責任防禦的政治結構；他們也必須決定該讓步到什麽程度，超出這種安全程度，就必須收手。其三，他們非常幸運，能夠在他們擁有主動操控優勢的環境中，做出上述兩項決定，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態的發展。

因而，在傳統的歐洲歷史中，這一階段表現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夠有條不紊地將政治管理與政府機器的外交控制相結合的人，例如普魯士的俾斯麥、皮埃蒙特的加富爾伯爵、法國拿破侖三世；或是那些精於妥善掌控上層統治階級不斷擴大這一艱難過程的人，例如英國自由黨人格萊斯頓（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黨人迪斯累裏。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舊非正規政治力量轉向有利於他們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贊成他們。拿破侖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為他最終還是沒有做到這點。但當時有兩個人對這個棘手問題具有非凡的處理能力，即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加富爾和保守主義者俾斯麥。

他們兩人都是特別清醒的政治家。這一點在加富爾的清明無欲和俾斯麥那種德意志人的平凡務實中充分展現。俾斯麥是個更復雜、更偉大的人物。他們兩人都是徹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對各種政治勢力的同情，然而卻有辦法接收這些政治勢力的計劃，在意大利和德國貫徹施行，並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兩者都注意把民族統一和民眾運動區別開來：加富爾堅決主張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國變成皮埃蒙特王國的延續，甚至拒絕把其（薩伏伊）國王伊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稱號改成（意大利）國王伊曼紐爾一世；俾斯麥則將普魯士的霸權擴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國。兩者都非常靈活圓融，成功地把反對派吸收到政府當中，卻又使他們無法實際控制政府。

兩者都面臨著艱巨復雜的國際策略和（就加富爾而言）民族政策問題。俾斯麥不需要外界的幫助，也不必擔心內部的反對，所以他認為統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統一後的德意志國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過大的，因為如果太龐大，普魯士就無法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其一，須把奧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麥憑著1864年和1866年發動的兩次漂亮短暫的戰爭達到這項目標；其二，必須排除奧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響力，他借著支持和保證讓匈牙利在奧地利帝國境內獲得自治（1867年），而達到此目的；其三，與此同時必須保留奧地利，我們可以看到他此後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來完成這項目標。［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潰，落入其境內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國，這樣就會打亂俾斯麥精心構築的普魯士優勢地位。這也正是1918年後發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實所顯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遠的結果，正是普魯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魯士的名字亦不復存在，除了在歷史書中。］這也意味著必須使那些反普魯士的小侯國覺得一個優勢的普魯士要比優勢的奧地利更易接受，為此，俾斯麥在1870—1871年以同樣漂亮的手段挑起並進行反法戰爭。與俾斯麥不同，加富爾得要動員同盟（法國）來替他把奧地利趕出意大利，而當統一進程超出拿破侖三世所能信守的情況時，他又得解散這個同盟。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統一，一半是由下進行的革命的統一。由下進行的革命戰爭是民主共和反對派所領導的，由飽受挫折的19世紀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紅衫軍首領加裏波第——擔任軍事領導。1860年，經過簡短考慮、快速會談和妥善謀劃之後，加裏波第才在勸說之下把權力交給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