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沖突與戰爭（第3/6頁）

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仍然值得贊賞，這純粹是由於他們的傑出能力。然而，使他們獲得如此驚人成就的，不僅是個人才能，還包括當時那種非比尋常的回旋余地，這種回旋余地是由當時不具嚴重的革命危險和無法控制的國際對立所提供的。群眾的運動，或者說非正規的運動，在這個時期十分軟弱，單憑自身無法有多大的作為，他們不是失敗就是淪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義者、民主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革命者，除了在德國統一的實際進程中表示歡呼或異議，別無實際貢獻。意大利左派，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扮演了一個較重要的角色。加裏波第的西西裏遠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爾立即采取行動。雖然這是一項極具意義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爾和拿破侖三世所造就的局勢，這種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無論怎麽說，左派終究未能如願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國，對他們來說，那是統一的必要成分。溫和的匈牙利貴族在俾斯麥的庇護下，為其國家爭取到自治，但激進主義者卻感到失望。科蘇特繼續過著流亡生活，客死他鄉。19世紀70年代巴爾幹人民的造反結果，是保加利亞獲得某種形式的獨立（1878年）。但只有在合乎強權利益的時候才能獲得獨立：波斯尼亞人在1875—1876年開始掀起一些起義，結果只是以奧斯曼統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可能還好一點兒。與此相反，像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獨立革命的結局終歸慘敗（見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獨立革命，也只在1873年造就了一個短命的激進共和國，不久便因君主復辟告終。

我們不應低估19世紀60年代偉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績，但必須指出，由於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變化而不會招致激烈的政治後果，而且甚至可以準確恰當地說，還由於他們幾乎可以隨意發動和停止戰爭，他們的事業遂變得更加容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國內秩序還是國際秩序，只需冒極小的政治風險，就可以做出極大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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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麽1848年後的30年間，在國際關系形式上，而不是國內政策上，將是一個變化更加顯著的時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碼是在拿破侖失敗之後（見《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國政府已經極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間發生大型沖突，因為經驗似乎已經證明：大型戰爭和革命是如影隨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來去，限制外交活動的因素便大大減弱。1848年之後的30年，不是革命的時代，而是戰爭的時代。其中有些戰爭實際上是內部矛盾、革命，或接近於革命現象的產物。嚴格地說，這些——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和美國內戰（1861—1865）——不屬於本章討論範疇，除非涉及這一時期的戰爭技術與外交問題。我們將在別處加以探討（見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們關心的主要是國際關系體系中的緊張和變化，並留意國際政策和國內政策間的奇妙交織。

假如我們能夠詢問一位在1848年前實際處理國際外交問題的生還者——比如說能夠詢問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在革命很久之前就擔任英國外交大臣，其間除短暫間斷，直到1865年去世為止，都持續處理外交事務——他肯定會做如下之類的說明：唯一可以算作世界事務的是五個歐洲“大國”之間的關系，它們的沖突可能會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這五個大國是英國、俄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見《革命的年代》第五章）。五強之外，唯一具有足夠野心和力量的國家是美國，但它可暫時忽略，因為美國把其注意力放在另一個大陸，而歐洲大國中沒有一個對美洲有積極的野心，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這些經濟利益是私人企業家關心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實際上，遲至1867年，俄國仍以700萬美元的價格將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並加上足夠的賄賂金，以說服美國國會接受普遍被認為是一片亂石、冰川和北極苔原的地區。歐洲大國本身和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國家——英國，因其龐大的財富和海軍；俄國，因其廣闊的土地和強大的軍隊；法國，因其國土遼闊，軍隊強大，還有著相當驚人的軍事業績——有充分的野心和理由互不信任，但不至於無法達成外交上的妥協。在1815年拿破侖失敗後的30多年間，歐洲大國沒有使用過武力相互對抗，而是把他們的軍事活動限制在鎮壓國內或國際的顛覆活動上，限制在一些地方騷亂上，限制在向落後國家的擴張上。

當時確實存在一個相當持續的摩擦根源。一方面是一個緩慢解體的奧斯曼帝國，另一方面是俄國與英國在該區的野心沖突，這兩方面的結合遂形成了摩擦的根源。在奧斯曼帝國的解體過程中，一些非土耳其部分爭取擺脫出去，而俄國和英國則對東地中海地區、現在的中東地區和介於俄國東部邊界與英印帝國西部邊界的地區，同樣抱有爭奪野心。只要外交大臣們不必擔心國際體系有被革命打亂的危險，他們就可以一直忙於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所幸，事態並沒有失去控制。1848年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因為盡管5個大國中的3個遭到革命顛覆，大國的國際體系仍然得以恢復，而且實際上並沒有被革命所改變。事實上，除了法國之外，各國的政治制度也沒有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