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4/9頁）

農民起義的危險性在不同的地區情況不一。農民能夠而且確實會被保守的政府收買，尤其是在那些他們的領主或剝削他們的商人和高利貸者恰巧是另一個“革命的”民族的地方，例如波蘭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產階級，包括萊茵地區自信正在蓬勃成長中的企業者們，不可能強烈擔憂任何立即可能會出現的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政權，因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運動幾乎不存在。在科隆，馬克思設立了他的總部；在柏林，共產主義者斯特凡·博恩（Stefan Born）組織了一次相當重要的工人階級運動。然而，正像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歐洲中產階級認為他們在蘭開夏事件的硝煙中看到了他們將來的社會問題那樣，他們也認為他們在巴黎的街壘後面看到了另一種未來的社會問題。巴黎是革命的先驅地和輸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無產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覺性的社會革命。其目的不僅是建立共和國，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其臨時建立的政府中，事實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實的工人——機械工艾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幾天，起事者還不確定是應該用三色旗好，還是該用社會主義革命的紅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獨立成為問題的地方外，19世紀40年代以後的溫和反對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參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關民族問題，溫和主義者也寧願采取談判和外交的辦法，而不用對立的方式。無疑他們需要得到更多滿足，但他們更樂意尋求讓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無知而且傲慢自大的專制主義者，遲早都得被迫讓步，這是顯而易見的；而通過國際造成的變化，遲早會被決定這類事務的“強權”寡頭們所接受。現在他們既然被窮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自然想盡可能地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有利局勢。然而，實際上經常是在一開始他們對左翼的恐懼都會超過舊制度。從巴黎街上的寨壘建起伊始，所有的溫和主義者（像加富爾認為的那樣，也有很多激進主義者）就存在著轉變成保守主義者的可能。當溫和主義者的觀點快速地轉換和棄守的時候，民主激進派中的不妥協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處於更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保守主義、先前的溫和主義以及舊制度，即法國人所稱的“秩序黨”（party of order）的聯合。1848年革命終歸失敗，其原因在於革命中的決定性對立雙方不是舊制度和聯合一致的“進步力量”，而是“秩序黨人”和“社會主義革命者”。發生關鍵性敵對沖突的場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義中，工人們因處於孤立的地位而被打敗並遭到屠殺。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戰鬥，視死如歸，傷亡慘重。總計大約1500人在巷戰中喪生——其中政府軍大約占2/3。富人對窮人的仇恨在此表現得非常明顯，正是這種仇恨使得失敗後的窮人有大約3000人遭到無情的屠殺；另外還有1.2萬人遭到逮捕，他們大多數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的苦工營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約有370人死亡）[6] 。

所以，只有在激進主義者足夠強大且與群眾運動足夠密切，能夠進而拉著溫和主義者前進或甩開他們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會蓬勃發展。這種形勢最可能發生在以民族解放為關鍵問題的地方，因為要達到民族解放的目標，需要不斷地動員廣大群眾參與。這就是為什麽革命會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續最久的緣故。（在法國，不存在民族獨立和統一問題。日耳曼民族主義者正忙於統一一些分裂的邦國，但妨礙其統一的不是外國占領，而是——除了出於狹隘的地方分裂主義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個強國的態度，它們均認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德意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願望一開始就與那些“革命的”民族相沖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馬紮爾人，所以他們就算不實際充當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聲。甚至捷克左派也認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護他們免於被德國兼並。波蘭完全沒有參加革命。）

在意大利，溫和主義者團結在反對奧地利的皮埃蒙特國王身後，並且在米蘭起義後得到各小公國的支持，盡管這些小公國仍懷有很大戒心。於是，溫和主義者帶頭與壓迫者進行戰鬥，同時又時時提防著共和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由於意大利各邦國的軍力薄弱，皮埃蒙特國王的躊躇遲疑，加上（也許是最重要的）他們又拒不請求法國協助（他們認為法國會壯大共和力量），遂在7月的庫斯托紮（Custozza）一戰中被重組後的奧地利軍隊打得一敗塗地。［值得注意的是，偉大的共和主義者馬志尼（G.Mazzini，1805—1872），盡管有著奮鬥不息的政治抱負，百折不撓，但卻反對向法國求援。］這次失敗使溫和主義者名譽掃地，民族解放的領導權轉到了激進主義者手裏。激進主義者於秋季在幾個意大利城市奪得政權，1849年年初終於建立起一個羅馬共和國，馬志尼為此大加宣揚。［在一個叫達尼埃萊·馬寧（Daniele Manin，1804—1857）的聰明律師領導下，威尼斯已經變成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一直堅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奧地利軍隊征服，其堅持的時間甚至比匈牙利人還要久。］激進主義者無法在軍事上抵擋奧地利，雖然他們能促使皮埃蒙特於1849年再次宣戰，但奧地利軍隊於3月份便在諾瓦拉（Novara）一役輕而易舉地贏得勝利。更有甚者，盡管他們有決心驅逐奧地利人，統一意大利，但整體說來他們與溫和主義者同樣害怕社會革命。甚至連馬志尼也反感社會主義，反對對私有財產進行任何幹涉，他僅把自己的目標限制在精神方面，盡管他對普通百姓有著無限熱情。在初遭挫敗之後，意大利人的革命壽命已經來日無多，徒然苟延殘喘而已。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鎮壓意大利革命的人當中，有當時非革命的法國軍隊，這支軍隊在6月初征服了羅馬。法國人對羅馬的遠征意在重振法國在半島上的影響，以對抗奧地利人。法國此舉的後果還有一個附帶收獲，就是贏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後革命時期的法國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