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3/9頁）
首先，它們全部是速勝速敗，並且多數是完全勝利和徹底失敗。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裏，革命區域內的所有政府都被摧毀或癱瘓。這些政府實際上毫無抵抗地垮台退避。然而，只經過相當短的時間，幾乎在所有地方，革命就失去了其爆發力。法國在4月末，發生革命的歐洲其他地方在夏天也是如此，盡管這場革命運動在維也納、匈牙利和意大利曾恢復一些反擊能力。在法國，保守勢力復活的最初標志是4月選舉。在這次普選中，雖然只選了少數保皇主義者，但卻把大批的保守主義者送進了巴黎。這些保守主義者得以當選是靠農民的選票，農民選民這樣做是由於缺乏政治經驗，而不是反動。滿腦子城市思想的左派，當時還不知道如何向農民求助。［實際上，日後法國政治學者所熟知的法國鄉村“共和派”和左翼地區，在1849年前已經出現。當1851年廢除共和之際，正是這些地區——例如普羅旺斯（Provence）——出現了最為激烈的反抗。］第二個標志是巴黎革命工人的孤立和失敗，革命工人在6月的革命起義中失敗。
在中歐，革命的轉折點發生在哈布斯堡軍隊獲準重組，皇帝於5月逃亡之後，因而哈布斯堡軍隊的活動自由大增。在捷克和日耳曼溫和派中產階級的支持下，重組後的軍隊於6月擊潰了布拉格激進主義者，從而重新征服了帝國的核心地帶波希米亞，稍後，重新控制了北意大利。位於多瑙河岸的幾個公國曾發生一次遲到的革命，並在俄國和奧斯曼的入侵幹涉下夭折了。
在這一年的夏季到年底之間，舊政權已在整個德意志恢復統治，盡管在10月間必須用武力重新征服革命之火正在蔓延的維也納，並且付出了4000多人的生命代價。此後，普魯士國王才敢鼓起勇氣對充滿反抗性的柏林人建立統治，並且沒有遇到麻煩。除了在西南部遭到某些抵抗之外，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人很快就束手就範。在充滿希望的春天所設立的德意志國會——恰當地說是制憲會議——以及較激進的普魯士和其他會議，都只是苟延殘喘，等著被解散。到冬季，只有兩個地區仍然控制在革命者手中，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區。1849年春，這些仍被革命者掌握的地區，再次出現了極其平常的革命動蕩，接著在當年年中就被征服了。
1849年8月，在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後，革命也就結束了。除法國一地之外，所有的統治者都恢復了政權——有些甚至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例如哈布斯堡王朝——革命者四處逃亡。同樣是只有法國例外，這場革命實際所帶來的制度變化以及1848年春天所懷有的政治和社會夢想，在其他地方也都頃刻破滅；即使是在法國，共和國也只存在了兩年半。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一個無法更改的變化，即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農奴制度被正式廢除。［概括地說，在西歐和中歐的其他地方，農奴制度和領主對農民權力的廢除系發生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統治時期（1789—1815），盡管在德意志的一些附屬地區要到1848年才告廢除。農奴制度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一直延續到19世紀60年代（見第十章）。］除了這項成就之外——應當承認這是一項重要成就——1848年革命在歐洲近代史上，看起來像一場兼有最遠大的希望、最遼闊的地域、最快獲得勝利卻也旋即徹底失敗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次革命是一場群眾運動，如同19世紀40年代發生於英國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英國憲章運動的特定目的實際上已經達到，但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或依照革命的要求而達到的。憲章運動的眾多要求也沒有落空，但號召群眾和推動群眾向前的力量卻完全不同於1848年革命。《共產黨宣言》之所以成為1848年這個對世界歷史有著最深遠、最重要影響之年代的代表文件，絕非偶然。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當中，都存在一些導致它們失敗的相同原因。它們是——在事實上或當時的預期中——窮苦勞動者的社會革命。所以，它們嚇跑了被它們推舉到權力顯貴地位上的溫和自由主義者——甚至一些更激進的政治人士——就像嚇跑了舊制度的支持者一樣。皮埃蒙特地區（Piedmont）的加富爾伯爵，這位日後統一的意大利王國的著名締造者，在幾年之前（1846年）便對這種運動的弱點有過批評：
倘若社會秩序真的面臨被破壞的威脅，倘若社會秩序所依賴的偉大原則遇到嚴重的危險，那麽，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最激烈的社會反對派人士，以及最熱情的共和主義者，就會率先轉投保守黨陣營。[4]
因此，真正進行革命的人，無疑是那些窮苦的勞動者，是他們戰死在市區的街壘中。在柏林3月戰鬥的300名犧牲者中，只有15人來自受過教育的階層，約30人是工匠師傅；在米蘭起義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學生、白領工人和地主。[5] 是他們的饑餓促使他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並使之轉變成革命運動。在革命地區的西半邊，鄉村相對而言較為安靜，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現了比以往更多的農民起義，而其他地區對農民起義的異常恐懼足以使人忍受現實，盡管在像意大利南部這樣的地方，沒有人需要運用這麽多的想象力。這些地方的群眾紛紛自發地搖旗打鼓，走出家門，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懼足以使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議會（Hungarian Diet）在聽到詩人裴多菲（S.Petöfi，1823—1849）領導了一支農奴起義軍這一訛傳之後，便做出盡早在3月15日立即廢除農奴制度的表決，不過幾天之後，帝國政府為了削弱革命的農民基礎，立即頒布了在加利西亞（Galicia）廢除農奴制度、在捷克廢除強制勞動和其他封建義務的法令。無疑，這是因為“社會秩序”陷入險境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