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9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和政治詞匯裏多了一個新詞——“資本主義”（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導言中說“資本主義”一詞的出處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進一步深入研究後方知這個詞不可能在1849年以前出現，也不可能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廣泛流傳[1] ），所以將本書定名為“資本的年代”是很恰當的。這個書名也使我們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資本主義評論家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年），該書亦出版於19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勝利，是1848年後數十年歷史的主旋律。這是信仰經濟發展依靠私營企業競爭、從最便宜的市場上采購一切（包括勞動力），並以最高價格出售一切的社會的勝利。建立在這個原則基礎之上的經濟，自然是要依靠資產階級來主宰沉浮，資產階級的活力、價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與其地位相當的程度，並牢牢保持其優勢。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據信不僅能創造豐富而且分配適當的物質財富，還能創造日新月異的人類機遇，擺脫迷信偏見，講究理性，促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總之，創造一個物質和倫理道德不斷進步、加速前進的世界。在私有企業自由發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無幾的障礙均將一掃而光。世界機制，或謂尚未擺脫傳統和迷信勢力的世界機制，或謂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膚（最好原籍是中歐、西歐、北歐的白皮膚）的世界的機制，將逐步向國際模式靠攏，即領土明確的“民族國家”，有憲法保證的財產和公民權，有個選舉產生的議會和為財產、人權負責的代議政府，以及在條件成熟的地方讓普通百姓參政，不過關於這點有個限度：得保證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排除資產階級被推翻的危險。

追蹤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不是本書的任務。資產階級在1848年前的60年裏已經獲得歷史性的突破，在經濟陣線、政治—意識形態陣線上皆取得勝利。只要記住這一點足矣。1789—1848年的歲月，已在早些時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詳細討論過（參見本書“序言”，下文中我還將不時向諸位讀者提及該書）。那個時期的主線是雙元革命：由英國發起主要限於英國的工業轉型和與法國有關主要限於法國的政治轉型。兩者異曲同工，皆是新社會的勝利。至於這個社會是否就是已大獲全勝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個被法國歷史學家稱為“所向披靡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當時的人可不像我們現在這般肯定。站在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理論家後面的，是一大群準備將溫和自由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革命的群眾。處在資本主義企業家之下和周圍的，是被迫背井離鄉、滿腹怨言的“勞動貧民”，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19世紀30—40年代是充滿危機的年代，前景未蔔，只有樂天派才敢對其結果做出預測。

不過在1789—1848年期間，由於兩大革命雙管齊下，使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統一的美、對稱的美。在某種意義上，這段歷史更容易寫，也更容易讀，因為這段歷史有個明顯的主旋律，有個顯著的形狀，而且這段歷史年代的起訖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們有權希望人類事物應該呈現的那樣。本書的起點是1848年革命。隨著1848年革命結束，以前的對稱不復存在，形狀變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業革命昂首挺進。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歐洲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幾乎）名副其實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暫時實現，右派經歷了一場噩夢，沙俄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以西的絕大部分歐洲大陸舊政權，同時被告推翻；從丹麥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裏的巴勒莫（Palermo），從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celona），幾乎無一幸免。這是預料中的事。這是雙元革命的結果，是雙元革命合乎邏輯的產物。

革命失敗了，普通地、迅速而確定無疑地失敗了——政治逃亡者幾年後還未認識到這次失敗是確定無疑的——從此以後，1848年前設想的那種普遍的社會革命，不復出現於世界上的“先進”國家。這種社會革命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先進國家的）邊緣地區和落後世界，進而演變成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不過在本書闡述的時期內，這類運動仍處於“低度開發”，是段插曲，而且陳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顯然是方興未艾的發展，為“先進”國家的政治帶來了若幹選擇。（英國的）工業革命吞食了（法國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書敘述的歷史是一邊倒的歷史，主要是世界資本主義工業經濟大發展的歷史，是這個經濟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大踏步前進的歷史，是認可這些進步並使它們合法化的思想理論大發展的歷史，主要表現為理性、科學、進步和自由主義。這是資產階級大獲全勝的時代，雖然歐洲資產階級對全力奪取公共政治統治權方面還羞羞答答。在這一點上——也許只有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革命的年代尚未結束。歐洲中產階級之前已被人民嚇破了膽，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據信仍將肯定而且迅速地演變成“社會主義”的序曲。在資產階級的凱旋時刻，正式主持資產階級秩序的人物，在普魯士是一位極其反動的鄉下貴族，在法蘭西是一個冒牌皇帝，在英國則是一連串的地主貴族。對革命的恐懼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這說明資產階級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書闡述的歷史時期結束之際，在先進國家爆發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場幾乎是局限一地、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義，流血之多竟超過1848年的任何一次運動，於是各國大為恐慌，緊急進行外交磋商。至此，歐洲先進國家的統治者開始認識到（盡管多少有點兒不情願），“民主”（即在廣泛普選基礎上建立議會制政體）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無害的，雖然或許有點兒討厭。對於這點，美國統治者已有所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