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第2/3頁）

所以，喜歡激動人心的英勇場面的讀者，不會喜歡19世紀中葉這幾十年的歷史。這期間發生的戰爭不少，多於它之前的30年，也多於它之後的40年。其中包括由擁有技術和組織優勢一方獲勝的速決戰，例如歐洲國家在海外發動的大多數戰爭；類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甚至連交戰國的愛國主義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殺，例如1854—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Crimean War）。在這段時間的所有戰爭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內戰。這場戰爭獲勝的一方，歸根結底是由於它擁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更好的資源。南方敗北，雖然它有較為傑出的軍隊和將領。有時也有一些充滿浪漫和絢麗色彩的英雄故事，比如身著紅衫、留著一頭鬈發的朱塞佩·加裏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類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沒有什麽激動人心的大事。誠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對政治成功的標準所下的定義那樣：“尋常的見地加不尋常的能力。”拿破侖三世顯然覺得他那偉大的叔父拿破侖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會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麥（Bismarck）無疑是偉大人物，他們在公眾中的形象因他們面部的俊俏線條和他們擅長的口若懸河而獲益匪淺，但他們獲得的成就則有賴於其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賦。意大利的加富爾（Cavour）亦然，然而這些人完全不具備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偉大氣質和領袖魅力。

這時期最激動人心的大事，顯然是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澆鑄了幾百萬噸的鐵，穿越各大洲的綿延鐵路，橫跨大西洋的海底電纜，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芝加哥等從美國中西部處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洶湧的移民潮等等。這是一出歐洲和北美強權主演的戲劇，世界被踩在它們足下。那些衣著樸素的冷靜之士，在建設煤氣廠、鐵路和提供貸款時，也展現出令人尊敬的特質和民族優越感。不過人數很少的冒險家和拓荒者不屬此列。

這段歷史也是一出進步的戲劇（“進步”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波瀾壯闊、開明進步，對自己充滿信心，也感到滿足，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擁有權勢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希望阻擋時代前進的步伐。只有幾個思想家和也許人數稍多一些的評論家憑直覺感到，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產生的世界可能與預期的世界很不一樣，也許會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沒有人認為時代會馬上逆轉。馬克思也不認為會逆轉。他預見到1848年的社會革命，預見到此後10年形勢的發展，到了19世紀60年代，他認為革命將是長期的。

“進步的戲劇”是個隱喻說法，但是對下列兩種人來說這也是毫不誇張的現實。一種是資本主義世界裏的千百萬窮人，他們穿過邊境，遠涉重洋，前往一個陌生地方，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種則是資本主義世界以外的各國人民，他們已被資本主義世界打垮，已被資本主義世界控制，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需要在下列兩種命運之間進行選擇：一是抱殘守缺，為維護他們的傳統和習俗進行注定失敗的抵抗；一是奪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了解並掌握西方的“進步”。19世紀第三個25年裏有勝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戲劇性在於出現了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不是勝利者的尷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歷史學家不可能非常客觀地看待他所研究的歷史時期。史家的專業知識使他們無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的見解：即認為由於技術、“實證科學”以及社會方面的進步，人們已可用自然科學家無可辯駁的公正態度來審視他們的現在，他們認為他們了解自然科學家的方法（此言差矣！）。本書作者無意掩飾自己對本書所述年代的某些厭惡，甚至某種鄙夷，但由於敬佩這個時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由於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歡的事物，因而稍有緩和。許多人喜歡從危機層出不窮的20世紀西方世界來看待19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世界，覺得那時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無疑。作者對這種“想當年”的懷舊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個世紀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無論怎麽說，“信心十足”、“肯定無疑”雲雲都是錯誤的。資產階級的勝利是短暫的，不是永久性的。正當資產階級看似要大功告成之際，卻恰恰證明自己並非統一的整體，而是四分五裂。19世紀70年代初期，經濟發展和自由主義勝利看來是不可阻擋的，但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卻已不再一帆風順。

這個轉折點標志著本書所論時代的結束。不同於1848年革命（這是本書的時代起點），這個時代的結束沒有一個合適的、全球性的具體日子可做標志。如果一定要找個具體時間，就推1873年吧，這一年之於維多利亞時期，就好比華爾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於20世紀一般。因為那年開始了當時一位觀察家稱之為“工業、商業和貿易都出現了最奇怪的、在許多方面堪稱空前的混亂和蕭條”，當時的觀察家稱此為“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大蕭條的時間一般認為是1873—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