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發展

第二章　大繁榮

那些強有力地掌握和平、資本和機器的人，利用它們來為公眾造福謀利，他們是公眾的仆人，因此當他們利用自己的資財使他人富有之際，同時也使自己富有。

——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852年[1]

一個民族並不需要運用害人的計謀，只要溫順善良，努力工作，不斷致力於自我改進，便可獲得物質上的富足。

——摘自克萊蒙—費朗（Clemont-Ferrand）；《反愚昧的社會》，1869年[2]

地球上人類居住的面積正在快速擴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場，每天都在西方新大陸向來荒蕪的地區興起，也每天都在東方舊大陸始終肥沃的島嶼上出現。

——《費勒波洛斯》，185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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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9年，很少有觀察家會預料到，1848年革命竟會是西方的最後一場普遍革命。在未來的70年間，大多數先進國家中的自由主義、民主激進主義和民族主義，盡管不包括“社會共和主義”，它們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實現，沒有遭遇到重大的內部動蕩；而且，歐洲大陸先進地區的社會結構已證明它們能夠抵擋20世紀大災難的打擊，至少直到目前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於1848年至19世紀70年代初期，該地區經歷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濟轉變和膨脹。這就是本章的研究課題。在這個時期，世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響力的“先進”國家，發展成為以工業經濟為主的國家。

這一史無前例的經濟突飛，開始於一個繁榮的歷史時期。由於這場繁榮曾被1848年的事件暫時阻遏，所以顯得更加壯觀。1848年革命是被一場最後的也許是最大的舊式經濟危機引發的。這種舊式危機是發生在依賴收成和季節的靠天吃飯的社會。“經濟周期”的新社會有它自己的漲落波動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現實難題。只有社會主義者直到現在還認定“經濟周期”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節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紀4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不景氣與不穩定時代看來已接近尾聲，大躍進發展的時代正將開始。1847—1848年出現了經濟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嚴重的衰退。大概是由於與舊式危機巧遇，所以無異於雪上加霜。但是，從純粹的資本主義觀點來看，這只不過是一條看似不斷上漲的曲線上的一次陡跌。羅斯柴爾德是一位敏感的經濟人，盡管他缺乏政治預見。他非常滿意地看待1848年年初的經濟形勢。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經過去，前景將是美妙的。盡管工業生產恢復得足夠快，甚至已從革命那幾月的實際癱瘓中掙脫出來，但整體形勢仍然詭譎不定。因此，我們很難把全球大繁榮的起點放在1850年之前。

1850年之後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國的出口從未比1850年後的七年間增長得更快。英國棉布——是其半個世紀多以來向海外市場滲透的先鋒——的實際增長率也超過之前的幾十年。1850—1860年間，大約增長一倍，從絕對數量上看，其增長更是驚人：在1820—1850年間，其出口額增長大約11億碼，但在1850—1860年這10年間，出口額的增加遠超出13億碼。棉紡工人的數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間增加了大約10萬，但在1850年後10年裏的增長速度是其兩倍。[4] 我們在此所列舉的乃是龐大的舊產業，由於各地工業的迅速發展，該產業在這10年中，實際上已在歐洲市場失去買主。無論我們從哪方面著眼，都可以找到同樣的繁榮證據。1851—1857年間，比利時的鐵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間，在普魯士出現了67家股份公司，擁有資本總額4500萬泰勒（Thaler，德國舊銀幣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幾年間，便建立了115家（不包括鐵路公司），擁有資本總額達1.145億泰勒，它們幾乎都是在1853—1857年這一幸福時期裏湧現的。[5] 幾乎沒有必要羅列更多諸如此類的數據，但當時的商人們，特別是公司的發起人，確實對此不遺余力地講述和宣傳。

對於追求利潤的商人來說，這場繁榮最令他們滿意的是廉價資本與價格飛漲的結合。（經濟周期形式的）蕭條總是意味著低價格，起碼在19世紀是這樣。繁榮通常意味著通貨膨脹。盡管如此，英國的物價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間上升約1/3，這個漲幅還是相當驚人的。因此，明擺在產業家、商人，尤其是公司發行人眼前的高額利潤，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期，巴黎動產信貸銀行（Crédit mobilier）的資本利潤率曾一度高達50%。[6] 動產信貸銀行是一個金融公司，也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象征（見第十二章）。而且商人並不是這一時期的唯一獲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樣，就業機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見第十一章）。歐洲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幾乎看不到失業，1853—1855年間的谷物價格猛漲（即生活的主要開銷），不再使各地出現饑餓暴動，除了一些極其落後的地區，例如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高就業率和在必要時願意暫時提高工資的讓步，緩和了人們的不滿。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於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進入市場，遂使勞動力的價格更為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