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發展（第2/9頁）

這場繁榮的政治後果是意義深遠的。它為被革命動搖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喘息時間，同時也毀滅了革命者的希望。簡而言之，政治進入了冬眠狀態。在英國，憲章主義銷聲匿跡。盡管其銷聲匿跡的時間遠比歷史學家們習慣上認為的時間晚得多，但仍無法否認其最後的結束。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1819—1869）是憲章主義領袖群中最堅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也放棄了重振獨立工人階級運動的企圖。他像大多數老憲章主義者一樣，與那些想要把工人組織成脅迫團體，從而向自由主義的激進左派施加壓力的人同心共事。議會改革暫時不再是英國政治家所操心的事，於是，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忙於在復雜的國會中爭奪選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贏得《谷物法》（Corn Laws）廢除的中產階級激進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賴特（Bright）這類人物，在當時的政壇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數。

對於歐洲大陸上的復辟王朝和法國革命的意外產兒——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這段喘息時間更為重要。在這一時期，路易·拿破侖得到了千真萬確且感人至深的多數選票，為他所謂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實色彩。對於舊君主國和公侯國來說，擁有這段政治復蘇與穩定繁榮的時間，比讓它們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順更重要。它們也從這段喘息時間得到財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議機構批準征稅或招惹其他麻煩事，至於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夥之間狠命地相互攻擊，此外別無他法。就當時而言，這些君主公侯在國際事務中雖然顯得軟弱，在其國內卻相當強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於俄國軍隊幹涉才得以復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際也能將它的全部領土——包括桀驁不馴的匈牙利——置於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這一平靜時期由於1857年蕭條的出現而宣告結束。從經濟方面而言，這只是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小間斷，到了19世紀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規模繼續成長，並在1871—1873年間達到繁榮的頂峰。在政治上，它則使形勢為之一變，最明顯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為泡影。革命者本來希望這場繁榮會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這種希望的同時，他們也承認“群眾由於這段長期的繁榮而變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厭”。[7] 然而政治確實在復蘇。在短暫的蟄伏之後，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問題再一次被搬上議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統一、制憲改革、人權自由以及其他問題。1851—1857年的經濟膨脹，是在政治真空期中發生的，它延長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和衰竭；而1859年之後的經濟飛躍，卻是與激烈的政治活動同時展開。另一方面，盡管被各種外部因素所中斷，例如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然而19世紀60年代在經濟上還是相對穩定的。下一個經濟衰落期（發生在1866—1868年的某時，因感受和地點而異）不像1857—1858年那樣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樣引人注目。簡而言之，政治在經濟的大發展時期復蘇了，但不再是進行革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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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歐洲還是生活在巴洛克時代，那麽它將以壯觀的假面舞會、聖歌遊行和歌劇表演，在其統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經濟成就和工業發展。事實上，成功的資本主義世界，有自己相應的表達方式。資本主義在全球獲得勝利的時代，是以宏偉全新的自我慶祝儀式揭開序幕，亦即“萬國博覽會”（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覽都在一個宏偉的紀念宮中舉行，隆重地展示其財富增加和技術進步——倫敦的水晶宮（Crystal Palace，1851年），維也納的羅托納達圓頂大廳（Rotunda，“比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還要大”），每一個都展示了豐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個都吸引來眾多的國內外觀眾。在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上，有1.4萬家廠商參展，這是在資本主義的老家舉行了極其隆重的典禮。參展的廠商數量，1855年巴黎博覽會有2.4萬，1862年倫敦博覽會有2.9萬，1867年巴黎博覽會有5萬。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國舉行的“費城百年紀念會”。這次盛會由美國總統剪彩開幕，巴西皇帝和皇後也參與盛會——頭戴王冠之人現在也習慣在工業產品面前俯首贊譽。來此參加喝彩的還有當地的13萬市民，他們是到此光顧“時代之進步”的1000萬人中的首批遊客。

這種進步的原因何在？為什麽在本書所論時期經濟擴張的速度會如此可觀？這些問題應當暫時擱置。回顧19世紀上半葉，應引起關注的是下面這項對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長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所能達到的生產能力，與其無法擴大的基礎和無法擺脫的枷鎖之間的對照。生產力可以戲劇化地提高，但卻沒有能力擴大其產品的銷售市場，擴大其積累資本的可獲利場所，更別提以相應的速度或適當的工資來創造就業機會。甚至在19世紀40年代後期，正值德意志工業擴張前夕，理智和機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認識到，無論是什麽工業化，都無法為數量龐大且日益增長的貧窮“剩余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就像他們今日對欠發達國家的看法一樣。正因為如此，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個危機時期。革命者曾希望這次危機是決定性的，甚至商人們也曾經擔心這次危機很可能會斷送他們的工業制度（見《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