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發展（第3/9頁）

由於如下兩個原因，這些希望和擔心被證明是多慮的。首先，主要得感謝其自身追求資本積累的壓力，早期的工業經濟已取得了馬克思所說的“無比成就”：鐵路的修建。其次，是由於鐵路、汽船和電報——它們“最終代表著適合現代化生產工具的交通工具”[8] ——資本主義經濟的地理範圍隨著其商業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擴大。整個世界都變成其經濟範圍。世界的一體化也許是本書所論時期最有意義的發展（見第三章）。H.M.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商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在這兩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幾乎半個世紀之後回顧這個時期，很恰當地把1847—1857年這10年與地理大發現以及哥倫布（Columbus）、達·伽馬（Vasco da Gama）、科爾特斯（Cortez）和皮薩羅（Pizarro）的征服時代相比擬。盡管這10年間並未有過轟動世人的發現，而且（除少數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軍事征服地，但是，一個全新的經濟世界已加在舊經濟世界之上，並與其融為一體。

這項發展對於經濟前景尤具重要性，因為它為巨大的出口繁榮提供了基礎——無論是在商品、資本和人力上——這在其經濟擴張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對於當時仍是資本主義主力國家的英國而言。大眾消費經濟仍未出現，也許除了美國以外。國內的窮人市場，在還沒被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取代之前，仍無法充當經濟發展的主要基礎。（1850—1875年間，一方面，英國的棉產品出口數量是以前的三倍，另一方面，英國國內市場的棉布消費卻僅僅增長2/3。[9] ）當然，在先進國家人口呈現快速增長而且平均生活水準普獲提高的時代，大眾消費市場也是不可忽視的（見第十二章）。然而，市場的大幅橫向擴展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是在消費品方面，還是在用來建設新工廠、交通事業、公共設施和城市的物資方面，也許後者更為重要。資本主義現在已把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無論在國際貿易還是在國際投資上，其熱情均不亞於其搶占國際市場時的表現。世界貿易在1800—1840年間增加不到兩倍。在1850—1870年間，卻增加了260%。所有可以買賣的東西都投入了市場，包括那些遭到收受國公開抵制的物品，例如鴉片［孟加拉和馬爾瓦（Malwa）鴉片出口的年平均箱數，在1844—1849年是4.3萬箱，1869—1874年增至8.7萬箱[10] ］。從英屬印度出口到中國的鴉片數量增加兩倍之多，價值則幾乎是先前的三倍。及至1875年，英國的海外投資已達10億英鎊——比1850年提高3/4——而法國的國外投資在1850—1880年間躍升了10倍以上。

當代的觀察家——他們的目光盯在較不屬於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上——幾乎都會強調另一原因，也就是第三個原因：1848年後在加利福尼亞、澳大利亞和其他地方的黃金大發現（見第三章）。黃金這個成倍增多的世界經濟支付物，解決了許多商人認為是扯後腿的迫切難題，它降低了利率，並推動了信貸業的發展。短短七年，世界黃金供應量增加了六到七倍，英國、法國和美國平均每年發行的金幣數量從1848—1849年的490萬英鎊到1850—1856年間的每年2810萬英鎊。金銀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直到今日仍是熱烈爭論的課題，我們不必介入這場爭論。缺少這些黃金也許不會像當時人認為的那樣嚴重地導致經濟上的不便，因為其他的支付辦法如支票、匯票等在當時還是一種比較新穎的手段，不但更易普及，而且正在以相當快的速度流行。然而，新出現的黃金供應的確有三方面的益處，這是無可辯駁的。

第一，它們對出現於1810年至19世紀末的較罕見形勢，具有決定性的推波功效，亦即那種價格持續上漲，通貨卻只輕微波動的現象。基本上，這個世紀的多數時間都是通貨緊縮的，主要是由於技術的不斷進步使得工業產品成本降低，加上新開辟的糧食和原料來源持續出現，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盡管是時斷時續的）。長時間的通貨緊縮（即利潤微薄）對商人的損害並不嚴重，因為他們的制造和出售量很大。然而，一直到這個時代結束，貨幣緊縮卻對工人好處不大，這可能是因為生活必需品價格沒有下降到相應的購買水平，或是他們的收入太少，不足以使他們從中顯著獲利。相對而言，通貨膨脹無疑提高了獲得利潤的機會，從而鼓勵人們經商創業。這個時期基本上是通貨緊縮，偶爾穿插一點兒通貨膨脹。

第二，大批黃金有助於建立以英鎊為基礎的穩定可靠的貨幣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少了這種本位制度，就像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所經歷的那樣，國際貿易會變得更困難、更復雜、更不可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