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6/9頁）

激進的下層中產階級、沒有得到滿足的技術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農民，他們的代言人和領導者是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和邊緣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龐大的團體。他們構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別的政治選擇。他們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邊。德意志的左派要求舉行新的選舉，因為這些激進主義者在1848年後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許多地區顯示出強大的力量，盡管到那時為止，激進主義者的力量並沒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為大城市已經被反革命者所占領。在法國，1849年激進的民主派獲得了200萬張選票，與其相比，君主派獲得了300萬張，溫和主義者獲得了80萬張。知識分子充當激進派的活動家，盡管也許只有在維也納才有學生的“學術團”（Academic Legion）形成實際的戰鬥突擊隊。把1848年稱為“知識分子的革命”是錯誤的。知識分子在這場革命中的表現，並不比他們在多半發生於較落後國家中的革命表現來得突出。在那些較為落後的國家裏面，中產階層的主體就是由受過教育和識字的人——所有學校的畢業生、新聞記者、教師、官員所構成。然而，毋庸置疑，知識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詩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國的赫爾韋格（Herwegh）和弗賴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馬克思《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編輯部的編輯］、法國的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溫和主義者拉馬丁（Lamartine）；大學學術人員，多數集中在德意志（主要持溫和主義立場。法國的教師們，盡管懷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統治時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則向“秩序黨”靠攏）；醫務人員，例如普魯士的C.G.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奧地利的阿道夫·菲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科學家，例如法國的F.V.拉斯帕伊（F.V.Raspail，1794—1878）；此外還有大批新聞記者和出版業者，其中科蘇特在當時最有名，馬克思則被認為是作用最大的。

就個人而言，這類人物能夠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然而作為一個特定社會階層的一員，或作為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代言人，他們卻無法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小人物們”的激進主義，表現在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國家憲法，不管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並把他們的大多數選票投給了這派的代表或其農民同盟者。他們也支持民主的地方政府，因為民主的地方政府願意讓他們掌管市政財產並擔任當時被官僚們把持的許多官職”[7] 。他們這樣做是發自真心的，即使因此發生的世俗危機會使他們痛苦不堪，因為世俗危機一方面威脅著工匠師傅等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會導致暫時的經濟蕭條。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並非根深蒂固。它們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剛剛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在1848年以前沒有能力為受過教育的人提供足夠的職位。當時，這些人的數量之大前所未有，而他們的低微報酬則與他們的雄心壯志相去甚遠。1848年的激進學生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境況如何呢？他們在歐洲大陸樹立了為人熟知也廣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尚未“安身定業”之前，資產階級的子弟們便在政治上和性生活上放蕩不羈。而此時已有許多職位可以安置他們，尤其是在舊貴族已退出政治舞台，商業資產階級轉向金錢追逐之後，遂出現越來越廣闊的職業領域，提供給那些具有文化資歷的人。1842年，法國公立高中的老師仍有10%來自“顯貴階級”，然而到了1877年，已經沒有一個來自該階層。1868年法國培養出的中學畢業生並不比19世紀30年代多，但他們之中卻有更多人可以進入銀行界、商業圈以及廣受歡迎的新聞界，並在1870年後當上了職業政治家。[8]

此外，當面臨著紅色威脅時，甚至那些相當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退卻到只敢發表言論，在對“人民”的真心同情和對金錢財產的欲望之間舉棋不定。與資產階級自由派不同，他們並未改變立場。他們只是動搖，雖然離右翼不遠。

至於勞動貧民，他們缺少組織，欠成熟，缺乏領導，更重要的是缺少歷史機遇，所以並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標。他們的力量非常強大，足以使社會革命的前景看起來真實逼人，然而他們卻異常軟弱，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嚇唬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勢力無與倫比而且頗富戰鬥力，這當然是由於他們是饑餓群眾，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區——大城市，特別是首都。這也使人看不到他們潛在的一些重要弱點：首先，他們為數不多——他們甚至在城市中也不總是多數，而城市居民在總人口中還只是少數——其次，他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都尚未成熟。他們當中最具政治意識和最積極的階層，是前工業時期的工匠（artisan，在當時的英國指職業雇工、技術工匠、非機械化作坊中的熟練工人等等）。他們被卷入社會革命之中，然而即使連法國雅各賓—無套褲漢（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到了德意志，他們的整體目標也明顯溫和許多，就像共產主義出版家博恩在柏林所發現的那樣。城市中的窮人和非技術工人，以及除了英國之外的工業和礦業無產者，就整體而言，還不具有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識。在法國北部的工業地帶，及至第二共和國臨終之際，甚至連共和主義都沒有多大的進展。1848年的裏爾（Lille）和魯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於處理它們的經濟問題，在它們那裏掀起的騷動不是反對國王和資產階級，而是指向更饑餓的比利時移民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