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5/9頁）

與意大利不同，匈牙利多少還算得上是政治上的統一體［“聖斯蒂芬國王（St.Stephen）的土地”］，具有有效的憲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還具有除了獨立之外的一切主權國家的各種要素。匈牙利的弱點在於，統治這一廣大農業地區的，絕大多數都是馬紮爾貴族，他們不僅管制著大平原上的馬紮爾農民，而且統治著可能占60%的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和烏克蘭人，更別提為數不少的日耳曼少數民族。這些農業人口對於廢除農奴制度的革命並非不具同情，但他們卻被推到敵對那方，因為即使是布達佩斯的激進人士，大多數也不肯承認他們的民族資格，亦即他們與馬紮爾人是不同的民族。同樣，他們的政治代言人也被逼至敵對那方，因為馬紮爾人兇猛殘酷地施行馬紮爾化政策，並吞並了直到當時還有著某種自治程度的邊區，意在形成一個中央集權而且統一的馬紮爾國家。設在維也納的宮廷，執行傳統“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政策，對各民族的運動均提供支持。於是，一支克羅地亞軍隊對革命的維也納和革命的匈牙利發動攻擊，這支軍隊是由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先驅、作家加伊（Gaj）的朋友巴龍·耶拉契奇（Baron Jellacic）率領的。

然而，在相當於現在的匈牙利國家版圖內，革命卻得到了馬紮爾群眾的支持，其中既有民族原因，也有社會淵源。農民認為，他們的自由不是皇帝賜予的，而是來自革命的匈牙利議會。在歐洲，匈牙利是唯一在革命失敗後出現了類似農民遊擊戰爭的地區，其中著名的土匪桑多爾·羅薩（Sandor Rósza）還堅持了許多年。匈牙利議會分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妥協主義或溫和主義的富豪組成，下院由激進的鄉紳和律師控制。當革命爆發時，匈牙利議會只是上書抗議，而未采取行動。路易斯·科蘇特（Louis Kossuth，1802—1894）是一位能幹的律師、新聞撰稿人兼演說家，他將在1848年成為國際上最著名的革命人物。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匈牙利議會才毫不猶豫地采取這項政策。匈牙利成立了由溫和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聯合執政的政府，並得到維也納的勉強認可，所以就實質意義而言，匈牙利是一個改良過的自治國家，至少到哈布斯堡王朝采取征服它的立場時為止。庫斯托紮戰役之後，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匈牙利人做出選擇，或是投降，或是走上極端，尤其是在取消了匈牙利的3月改革法案並侵入這個國家之後。於是，在科蘇特的領導下，匈牙利人破釜沉舟，決定背水一戰。1849年4月，他們廢黜了皇帝（但沒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國）。在人民的支持和統帥格爾蓋伊（Görgei）的領導下，匈牙利不僅做到自衛禦敵，而且曾打退奧地利軍隊。雖然他們最後還是被擊敗了，但那是因為奧地利人在絕望之際向俄國軍隊求助的緣故。向俄國求援是關鍵之舉。8月13日，殘余的匈牙利軍隊宣布投降——不是向奧地利投降，而是向俄國指揮官投降。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中，唯獨匈牙利的革命失敗既不是也不像是由於內部的軟弱和紛爭，而是被外來的優勢軍事力量所鎮壓。當其他革命均遭鎮壓之後，要避免被征服的機會實際上等於零，這是無可爭辯的。

有其他任何選擇可避免這種全面潰敗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在卷入革命的主要社會團體中，就像我們見到的那樣，當私有財產受到威脅時，資產階級寧願保持社會秩序，而不願冒險去實現自己的全部計劃。面對“紅色”革命，溫和的自由主義者遂靠向保守主義者。法國的“貴族們”，即那些負責處理法國政治事務的有錢有勢而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立即停止了他們之間的爭執，無論是波旁家族（Bourbons）的支持者、奧爾良家族（Orléanists）的支持者，還是共和國的支持者，他們借由新建立的“秩序黨”，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階級意識。在復辟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其關鍵人物有內政大臣亞歷山大·巴赫公爵（Alexander Bach，1806—1867）和船舶業及經濟界巨頭K.馮·布魯克（K.von Bruck，1798—1860）。前者原來是溫和自由主義反對派，後者則是的裏雅斯特港（Trieste）這個繁華港市的要人。為普魯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說話的萊茵地區銀行家和企業家，本來希望實行有限度的君主立憲制，然而為了避免出現民主普選，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充當普魯士復辟統治的支柱。為了報答起見，復辟的保守主義政權也非常願意在經濟上、法律上甚至文化自由上對這些經濟人做出讓步，只要不是在政治上退讓即可。就像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反動的19世紀50年代就經濟方面而言，是一個有系統的自由主義化時期。在1848—1849年間，西歐的溫和自由主義者有了兩個重要發現：其一，革命是危險的；其二，他們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滿足。自此，資產階級不再是革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