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第6/16頁）

在一個又一個村落中，人們伴隨著“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麽，大槐樹下老鸛窩”的民謠出生、老去。在不斷發酵和成長的“大槐樹”族譜和傳說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認知，紮根在無數人的內心深處。

族譜裏的“大槐樹”

與無數“大槐樹族譜”的產生和急劇增長相應的是家譜體例的完備。明成化七年（1471年），黃巖謝氏重修族譜，“參用歐、蘇家法”，“篇有序，序有義”，把族譜分為七項內容；金壇段氏做族譜，則“先之圖，次以家傳，又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文為段氏作者”，再加上譜序，共有四項內容；江西豐城遊氏做族譜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圖，以表世系，次之譜，以記其行實，而後列歷朝誥赦及名儒的詞章，再加上譜序，共有五項內容。至此，明代宗譜的體系大致定型。明萬歷以後，各地編撰的族譜更多，體例也更加完整。

在體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對修譜的時間間隔也更為注意，短則十年一修，長則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補充新材料，使族譜充實、完整。

根據長期關注並搜集大槐樹移民資料的研究者黃澤嶺的觀察：“在嘉靖年間以後，宗譜的編修已經相當正規化和經常化了，這是嘉靖中後期宗族發展的結果。”

在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這種現象，是在以往的中國所鮮見的。從先秦到魏晉，編撰族譜曾是王公和士族的專利，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一般人等還是不被允許修家譜。唐朝建立後，隨著意在抑制山東舊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錄》《姓族系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譜的問世，私修家譜之風開始出現，不僅舊族“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蓽門寒族”也“百代無聞，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貴，封鎖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學興起後，私修家譜現象更多，編撰者們相信：“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宗法》）。歐陽修與蘇洵則首開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譜先河。至和年間，歐陽修“以其家之舊譜問於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編成歐陽氏新族譜；大約同一時期，蘇洵也有感於自己宗族間“喜不慶，憂不吊”“相視如塗人”的狀況，編成蘇氏族譜。歐、蘇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們編撰族譜的體例，遂為之後的族譜編撰之典範。

明朝建立後，面對“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局面，首務之一就是重塑漢文化的正統。1279年，廣東崖山，宋朝在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中慘敗於元軍，陸秀夫負帝蹈海，而在此之前，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已在金朝的統治下度過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歷來講求“華夷之辨”的傳統中國，異族入主中原帶來的後果無疑是極為嚴重的——兵燹戰亂、顛沛動蕩導致禮俗隳壞流失、文脈斷絕。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親自撰寫《資世通訓》一書訓誡天下：“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接下來，畢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盡力扭轉“胡俗”，以“復先王之舊”。

在興學校、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廣興推行教化的同時，明朝也對仍存在的對平民祭祖的限制進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建議變革宗族制，“乞詔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這條建言隨之引起巨大反響。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著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還有“庶民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等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議的當年十一月，明世宗“詔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為普遍現象，私家修譜之風更盛。

清朝的建立並沒有打斷這一過程，相反的是，身入關後沒過多久，康熙就頒發了《聖諭十六條》，要求天下臣民“篤宗族以昭雍穆”，此後鄉約與宗族結合，宗祠的修建與族譜的編撰更為普遍化。

於是便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清朝中後期，傳統社會在重重沖擊之下開始崩塌，但是編修家譜之風卻達到了頂點，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當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始祖時，很快遇到了“我從哪裏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縣劉氏族譜編成，自認是一個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縣，不知其幾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為縣，古河陽郡也，遂家焉，傳六世矣。”劉氏乃是士紳之家，其族譜纂修者劉章之兄劉文是天順六年舉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學熏陶。如果說他們尋找始祖尚不為難的話，那麽其他人可能就不那麽容易了，這從“致仕縣丞德州宋諫”為劉氏族譜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來：“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