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第7/16頁）

眾口相傳的“大槐樹”就這樣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在此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河南濟源衛溝衛氏於雍正十三年創修了《衛氏家譜》，家譜稱：“祖籍山西晉陽人也，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陽裏無恨村，又移西軹城小十字後居下泥溝。”這同相距兩三公裏的軹城衛氏始祖來歷的說法是相似的，軹城衛氏“本山西省陽城縣人，洪武年間避亂遷居於垣曲縣之西南峪子村”，而軹城衛氏是遠近聞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間曾經出過衛肅、衛詣、衛謀三位進士，很有勢力。衛溝衛氏也許是附和了讓他們羨慕的軹城衛氏，不過到後來，衛溝衛氏幹脆“變革”了他們的始祖籍貫，此後每次續修族譜，衛溝衛氏的說法就有一次新變化：嘉慶六年衛溝衛氏族譜的序言為“余族由太原而遷濟居住無恨而移軹，源遠流長”，鹹豐二年家譜則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遷無恨繼遷軹鎮，更遷泥溝。”從陽城到太原再到洪洞，衛溝衛氏終於成了洪洞移民。

還有人幹脆把對“身之所自出”的懷疑寫進了族譜， 如創修於順治十一年的河南濟源東留養村《任氏族譜》寫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濟源縣軹城裏一甲當差至今，相傳已三百余歲矣。或曰：其先蓋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來曲沃至濟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則是毫不遲疑地把“洪洞”寫進了族譜，並諄諄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晝出負販”“弗事詩書”的河南孟縣東田丈村花廷寶創修了花氏祠堂，並“嘗謂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遷移以來，世代變更，子孫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遺也。’”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

對於這段謎一樣的歷史，還有人給出了這樣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遷自洪洞，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於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鄒古愚修，鄒鵠纂；民國(1934) 《獲嘉縣志》卷8《氏族》）

“民族主義”下的大槐樹

清末民初，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在山東觀城、茌平等縣任典史，他所見到的已是處處皆為大槐樹後裔的局面，經行之處，無論是官吏還是平民，聽聞他來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譜拿給他看，都說是從“洪洞大槐樹老鸛窩”遷來。

這些經歷讓景大啟甚為感慨。當時還有一名洪洞人劉子林也在山東為官，景、劉二人相商後，遂起創修古大槐樹遺跡之意。二人在山東募得紋銀390兩，寄回洪洞托人維修廣濟寺殘存之塔基，並修建古大槐樹紀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銀兩耗完，創修大槐樹遺跡之事只好停頓。恰好此時曾在河南確山、登封等縣任知事的洪洞人賀柏壽致仕還鄉，又募得錢300余吊，使得創修大槐樹遺跡建設繼續進行。民國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跡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而在此之前，自認是大槐樹移民後裔的他鄉客來到洪洞，雖有“不勝故鄉之感”，但無處可覓先祖出發處，只能站在汾河邊上“撫景流連”。

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景大啟在確定地點時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傳聞”，他在《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中說：“古大槐樹子在敝莊廣濟寺之西，即世所謂遷民處也。”

就在洪洞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對大槐樹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派盧永祥進攻山西民軍，盧部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在與洪洞比鄰的趙城（後並入洪洞縣），“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余一家，不遺一物”。如此搶掠三日後，盧部南下洪洞，“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留下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然而到了洪洞後，盧部卻秋毫不犯，途徑古大槐樹處，士卒還紛紛下馬羅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為祖宗裏居所在地，弗擾也”，賀柏壽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樹實有“禦災捍患之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