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第5/16頁）

不僅僅是正史沒有記載這一事件，就連移民的發生地洪洞，在從明至清所修的6個版本的縣志中，也都對大槐樹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譜作為進入“洪洞大槐樹”的主要依據，當尋根者前往洪洞尋找故土時，他們的依據也是手中泛黃的家譜記載。然而，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歷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元末大亂，我始祖考諱順，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豐壤，見其土沃俗美，於城北三十裏許，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劉家營’。”是時，距離明初的山西移民運動，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譜和碑文中，雖有關於山西的記載，但並沒有“大槐樹”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陽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載：“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隨後，“洪洞”開始在家譜中出現，如修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載：“我始祖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諱義，遷居長垣縣合陽裏西了墻村。”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屢屢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間以後，擁有類似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在張青等人搜集的譜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樹後裔的家譜絕大多數創修於清朝中後期，其中關於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鄭氏族譜載：“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載：“後人欲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間修的臨清張氏族譜載：“張氏系出於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鄭州郭氏族譜載：“吾姓自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於鄭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溫縣王氏族譜載：“由山西洪洞縣攜四子遷鞏之南河。”光緒十三年修的菏澤王氏族譜載：“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如民國四年（1914年）清源北營村王氏族譜抄本載，其始祖於明代由陜西紅廟遷到洪洞大槐樹，經官分撥到清源北營村；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長頭村孟氏族譜也寫道：“其系山東孟軻後裔，先祖遷陜西，後遷山西洪洞，元時因均賦均丁，始祖孟和奉遂遷至現址。”

1926年，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後，在當地進行了社會調查，並於1933年由李景漢編成《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出版，書中記載，在接受調查的62個村莊中，共有10445戶，分為110姓，除了極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認為先祖是在明初從山西洪洞遷來定縣的。

如今譜牒中所載的大槐樹後裔密布於廣闊的華北區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東三省最為集中，在這三個省份裏，各有七十多個縣（市、區），其居民多自認為是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在河北，邯鄲縣地名辦在地名普查中發現，在全縣12個鄉鎮250個村莊裏，有一半以上村莊自認是從洪洞遷來，理由便是“有家譜、碑文可稽查”。在山東，據嘉祥縣地名辦的調查，全縣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認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樂年間遷來山東。

與這些家譜一起廣為流傳的，是眾多有關明初山西遷民的傳說。“燕王掃北”說的是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裏無人煙”。戰後，登基稱帝的朱棣不得不從洪洞大槐樹移民到空虛之地。“三洗懷慶府”講的也是類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與元朝的精銳部隊在懷慶府一帶反復攻戰，當地居民反復無常，元軍來支持元軍，朱元璋來支持朱元璋。眼見著戰事毫無進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軍把懷慶府百姓斬盡殺絕。領命的常遇春帶兵在懷慶府殺了三個來回，直到此地雞犬不留。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煙密集的洪洞向懷慶府移民。

“打鍋牛”“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來歷等，則描述了大槐樹下遷民的過程：移民們留戀自己的家鄉，官府就貼出告示說：“不願遷徙者，到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內趕到；願遷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鄉民紛紛扶老攜幼，匯合到洪洞大槐樹下，官府卻突然“變卦”，眾多的官兵包圍了大槐樹下手無寸鐵的百姓，強迫他們立刻遷徙，不忍離別家園的人們痛哭失聲。官兵強迫人們登記，領取憑照，並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腳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將一口鐵鍋打破，各執一塊，作為後代的認親標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於長時間被捆綁而變得麻木，但是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到了新家園也習慣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要解手”，於是到後來，“解手”就成為大槐樹移民後裔所說的上廁所的代名詞（在對“湖廣填四川”的民間記憶中也有，類似“解手”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