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第4/16頁）

青島的“天遊園”原是德國在青島設租界時建築的提督署，當地稱之為“提督樓”，一戰德國戰敗，撤出青島。此提督署成為官產，1924年康有為將其買下，改名“天遊園”並加以擴建，用於夏日避暑。

除了投資房產，康有為一年賣字也能賺不少錢。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國書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並不忌諱將此當作生意，明碼實價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上海、北京各大書店還放置“康南海先生書潤告白”，中堂、楹聯、條幅、橫額、碑文等，有求必應無所不寫。官僚軍閥、富商地主趨之若鶩，據有關統計，此項收入，每月就能為康夫子進賬1000銀元。

康有為超級會賺錢，但是開支也驚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個子女（長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錢、公子小姐的零花錢，每月馬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傭男仆就有40幾個，加上管家賬房、司機廚子、園丁保鏢，以及負責守門的幾個印度人，雇人的工資又去了好幾百。

另外，康夫子頗有任俠之風，家中常駐的門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則十余人，多則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貴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澀的青年才俊上門求助，康有為基本上是慷慨饋贈。

康有為喜歡大宴賓客，書畫大師吳昌碩、詩人陳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請之人。他也好收門徒，如畫家徐悲鴻、劉海粟均是拜門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啟超曾稱頌康有為：“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

據有關學者統計，康家最熱鬧的時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約160斤。仆役每天采購日用品得用汽車拉。他在上海期間，每年花費不下於1萬2千銀元。

1927年3月，在上海過完70大壽的康有為擔心北伐軍對其不利，將家搬到青島。當月29日，康有為在赴宴後腹痛難忍，先後請了兩位醫生來診斷，其中一位日本醫生診斷其為食物中毒，並開了藥。30日，康有為精神好了些，自以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淩晨5時，康有為卻感覺非常不舒服，據其弟子、前清舉人呂振文和其外甥李雲光的記載，康臨終前“七竅出血”。對於康有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人的終結。

亦真亦幻“大槐樹”

從明嘉靖年開始，“大槐樹”開始出現在關於移民的傳說中，成為北方人群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並經過清初的修譜牒、碑文逐漸凝結為一個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樹”已經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書出版，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

對此，洪洞縣志辦主任張青作為一個致力“大槐樹”研究將近三十年的地方學者，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論斷：“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無論從時間上，從地域範圍上，從組織規模上來說，無疑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根據張青的統計，從在明初洪武至永樂的50年間，從洪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運動達18次，有漢、蒙、回、滿四大民族參與，大槐樹的移民始祖姓氏為1230個，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陜西、安徽、江蘇、甘肅、寧夏、廣西、湖北、山西等18個省（市），600多個縣份。而後經過歷代轉遷，大槐樹的移民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的後代”，總人數超過兩億人。

然而，在“大槐樹”成為中國移民史上最為閃耀的關鍵詞的同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無數的大槐樹後裔，都在一次次發出疑問，為何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廣泛的移民運動，卻不見諸於正史的記載？大槐樹移民到底是一場真實的歷史事件，還是一部被建構的歷史？為何數以億計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樹”作為遙遠的故鄉？

至今，這些問題仍然是未能完全解開的“歷史之謎”。

“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

張青認為大槐樹移民的規模為中國移民史之最，依據是其“有志可稽，有譜可查，有函可依”。事實的確如此，各地數不清的家譜記載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幾百年來，更有眾多的大槐樹後裔不斷地前往洪洞尋根問祖。

然而，當人們開始探究大槐樹的背後時，所遇到的也是同樣的問題，為何只有在家譜裏，才能見到這場移民運動的無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會會員趙戴文在為《洪洞古大槐樹志》一書做序時，就曾為大槐樹的影響之大甚為感慨：“吾晉洪洞縣大槐樹，聲噪於直、魯、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魯、燕、豫之人，歷其地者，無不以為先祖之古跡，肅然生敬焉。”但是讓他遺憾的是，這樣的一場移民運動“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