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第2/16頁）

章太炎的侄兒住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紛，請章幫忙。章聽說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寫了封信。不料杜不僅排難解紛，還專程登門拜訪。臨告辭時，杜月笙悄悄將2000銀元的錢莊票壓在茶杯底下。此事讓章太炎很受感動，覺得杜有豪俠之風。此後杜月笙每月派人給章太炎送錢，兩人從此交好——此事讓梁啟超實在看不慣，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章被“誘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時，遍求當代名人的墨寶，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傳聞開出了上萬的天價潤筆。

有如此名氣，肯這樣撈錢，能不發達麽？

梁啟超：最重要的是投資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遭到通緝，流亡海外。當時在海外華僑中，保皇黨依舊有很大的實力，兩人便以“保皇會”的名義，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區、北美和大洋洲華僑出售股票募集資本，創辦“廣智書局”（位於上海外灘租界）和“新民叢報社”。

梁啟超沒錢，但能寫東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叢報》初創，主要文章幾乎都出自梁啟超之手。對中國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叢報》在清末年輕人心中的地位。毛澤東曾回憶：“16歲時，讀到了《新民說》，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不僅時常模仿梁氏文風，還取名‘子任’，意為做梁啟超（任公）的學生，後來幹脆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就對梁啟超的文章推崇備至，不但自己如饑似渴地閱讀，還大量地郵寄回國內給他。

報紙暢銷，報社的回報自然豐厚，在1902年到1903年間，梁啟超分得“新民叢報社”紅利上萬銀元，當時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多一點。也就是說，梁啟超隨便幹一年，就成了百萬富翁。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當月他在家信中說，《庸言》第一號印了一萬份，沒多久就賣完了，還有續定數千，形勢喜人。明年二三月間，銷售額估計能達到二萬份，要是真這樣的話，“則家計粗足自給矣”。如果每期的實銷都能達到二萬份的話，“年余五六萬金耳”。

梁任公一年賺五六萬，居然說“家計粗足自給”，這氣魄估計讓不少人羨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兩卷30期。

北洋時代，梁啟超曾兩次擔任政府總長，一是1913年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二是1917年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時間都不長，以梁公之人格和賺錢能力，實在沒必要貪墨。1918年底，梁啟超退出政界赴歐遊學，宣稱以教育文化為業，走教育救國之路——此次遊學，梁公基本是自費，換一般人肯定開銷不起。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兼課，後應聘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月薪大約四五百銀元。

無論是當政府總長還是清華導師，梁公的工資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稅就不得了。民國初年，版稅給的最高的地方，當然是成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當時有多火呢？據學者陳明遠考證，“民國初年，全國書籍營業額約為1000萬銀元，而商務印書館約為400萬銀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蔡元培、梁啟超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梁啟超在商務印書館拿的版稅雖然比不上林紓和蔡元培，但為數也不少。僅僅舉一個例子：1922年10月，梁啟超給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張元濟寫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照舊，為40％；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元。張元濟則回信說：“千字20元的事情，請別跟其他人說，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個像您這樣的高手都這麽要，咱支付不起……”

梁啟超頗有經濟眼光，將不少錢拿來投資，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東，也曾往北洋其他實業裏投資。1928年他給女兒的信中透露：“有二萬內外資本去營業。”

也就是說，無論在政界、文化界，還是金融界，梁啟超都遊刃有余。不過梁公平時作風簡樸，除了喜歡發表政論，幹點“通電全國”的事兒，個人倒是沒多大開支。順便提一句，清末民初發電報可是相當燒錢。對政府的行為有所不滿，給全國有影響的幾百家報紙都發一通電報的話，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銀元——梁啟超每年都要以個人名義幹幾次，足見其豪奢。

講了這麽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況。

兩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養親戚家的幾個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這麽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個人養活，壓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僅維系著大家的日常生活，還同時供應兩三個子女前往美國、加拿大留學。另外，老友林長民去世後，梁啟超又幫忙照顧著林的兩個妻子和幾個孩子——當時梁先生的兒子梁思成和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已經訂了婚，正在國外留學。倘若不是梁啟超，林徽因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