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鑒鏡（第6/15頁）

傑出的人物無法復制，有一個赫德已然足夠。因為，他的確沒有辜負恭親王的殷切希望。1899年，海關稅收達到了驚人的三千萬兩白銀，比他入主海關時的六百萬兩，翻了五倍。赫德管理下的海關創造了一個神話，幾乎占了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這漫長的36年中，整個海關所發生的貪腐弊案，只有區區五起。

可是，一花獨放不是春，再多的銀兩也無法填補這個帝國的千瘡百孔。就在1898年，恭親王悵然離世，他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洋務新政”（洋務運動），隨著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黯然收場。

這樣的結局，赫德始料未及。他更沒有想到的是，這場他曾經無比看好全力輔弼的變革，會被後世的學者揶揄為“跛足運動”。不過，相較晚清衙門的腐敗成風，無官不貪，洋海關卻能做到廉潔高效，赫德也算對得起恭親王與大清了。

民國反腐“肌無力”（上）

法制悄然起步

民國鼎革，共和肇建，作為創建者，孫中山痛恨貪腐，決心肅清之。他從宣誓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那一刻起，就開始致力於構建反貪腐的機制。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表示，南京臨時政府將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施行廉潔、統一、合理之財政政策和措施，“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革命初成，新政肇始，領導人抱有清明吏治、振興政權的決心和信心。依據三權分立原則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減少因沒有制約而濫用權力的貪汙腐敗行為的發生，較好地體現了民主、權力的制衡及廉潔、反貪的精神。無奈新政苦短，革命黨人的一腔抱負未及實施，也無法檢驗其是否適合中國，短短的三個月後，孫中山被迫讓位，一切反腐條文皆成故紙堆。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還寒，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從南京遷至北京，史稱“民國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這個政府的政治架構和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就監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顯得十分薄弱。各級官吏違法瀆職的情況日益增多，利用職權賣官鬻爵、貪贓枉法的各種醜行屢見不鮮。深諳封建官場舊習的袁世凱這樣形容當時的大小官吏，“或偷懶曠官，或瞻循誤事，或奢靡害俗，或嬉遊耗時”，如不及時整治，危害甚烈。

《臨時約法》規定，國會對行政權力享有監察權，遷都北京後，袁世凱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專門開設了平政院作為監察糾彈機構,直接隸屬於大總統。設立平政院,將中國傳統禦史制度與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較公開的方式監察行政官吏，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證，對於提高人民的權利意識起到了推動作用。平政院處理的案件對象，從書吏到縣知事、道尹、省長、都督、部長乃至國務總理皆有，在中國法制近代化進程中，可謂開天辟地。

接著，袁世凱著手完善北洋政府檢察系統，效仿禦史制度，成立了肅政廳，負責糾舉違法瀆職官員，而糾彈處理權則掌握在他的手中。廳長官為都肅政史一人，設肅政史16人。時人稱都肅政史和肅政史為“都老爺”，即是沿用對前清左都禦史和給事中禦史的稱謂。這個針對官員腐敗的監察機構直接對袁大總統負責，按照《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對贓官的處罰很重，其中第二條規定：貪贓500元或1000元以上，即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肅政廳存在時間不長，1914年3月成立，1916年6月裁撤。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肅政廳雷厲風行地執行職務,全方位介入國家事務，查辦了400多個省級官員的案子，在整肅官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威懾作用。其中影響較大的是1914年6月代理都肅政史夏壽康等糾彈京兆尹王治馨納賄貪贓案，王治馨最後被判處了死刑。民國初的京兆尹，相當於北京市市長，屬於正部級官員，其職位之高，在當時的腐敗彈劾案中實為罕見。該案辦理速度之快，涉及關系之廣，成為奇案大案，卻也依稀可辨幕後的那只看不見的手。

人治仍是主導

王治馨在前清時就曾因貪汙被袁世凱下令斬首，經多方說情方幸免於死。其後，王攀附上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追隨其投身警界，一路官運亨通。

王治馨原本就有的貪贓受賄的惡習，並沒有因為民國來了就有所改觀。在京畿最高長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發肆無忌憚了。京兆府當時所轄24縣，除一個縣令因有強大後台未向王行賄，其余23個縣的縣官每人都向其“孝敬”，其贓款共達五萬以上。如此大規模的受賄，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間也是鮮有所聞。此外他又買賣官職，明碼定價，第一等縣為五千，二等三千，三等兩千，影響惡劣。王治馨貪得無厭，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會上，他和一名肅政史官員聊天，談興所至，竟然逞一時之快談及自己貪贓納賄的各種情由，絲毫沒有顧慮對方的身份。然而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肅政史官員隨即展開調查，並對王進行彈劾。王治馨聞其惡行敗露，迅速將有關證據毀滅殆盡，導致此案久懸不結。後來經肅政史調查簿記，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號代辦稅款等違法事實，於是又提出糾彈，此案後交司法部，終於水落石出，王無從解釋，鋃鐺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