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鑒鏡（第7/15頁）

由於王治馨在警界的廣泛人脈以及與趙秉鈞的密切關系，在他被捕之後，許多人為之求情，請求袁世凱“念舊部之誼，貸其一死”。貪贓納賄，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場上司空見慣的事，但對於懲辦王治馨一案，袁世凱卻很有決心。在外界看來，他是要拿王治馨開刀，祭奠其為整飭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實內幕真相遠不止如此，中間還摻雜了私人恩怨和政治因素。

王治馨和袁世凱是有過節的。那是1913年3月20日，國會中反對黨領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車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時輿論嘩然，指斥袁世凱、趙秉鈞為幕後元兇。袁世凱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際，王治馨在不同場合發表了不合時宜的談話，聲稱宋教仁之死，趙秉鈞不應該負責，應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為趙辯解，但實質卻是將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賣袁大總統，他也真是活膩了。

於是，袁世凱收到肅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貪瀆報告後，如獲至寶。馬上批復，由大理院開庭判決，處以死刑。從判決到執行，沒超過24小時，辦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雖然平政院和肅政廳都有監察職能，大總統對其裁判卻有最後的決定權，因此，它們實際上是袁世凱的禦用機關。袁世凱暴死後，1916年6月13日,“辮子軍”統帥張勛鬧復辟，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肅政廳也同時被裁撤了。

腐敗玩到極致

肅政廳裁撤後，北洋政府機構的監察職能明顯弱化，加上大總統獨裁權力日益加強，歷屆軍閥政府走馬燈似地更叠。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等各屆總統，都曾公開地進行各種賄買和貪汙。國會多次被解散，貪腐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級政府機構和普通官吏的貪汙腐敗行為也不可計數。其中，最為“高端大氣上档次”的行賄和貪汙受賄案，當屬曹錕賄選總統。

曹錕是在袁世凱死後被擁為直系軍閥首領的。為趕走黎元洪，登上大總統寶座，直系軍閥紛紛發出要進行總統選舉的呼聲。

根據《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選舉會必須有參、眾兩院三分之二的議員出席才能召開，當時的國會議員共有870名，也就是說，總統選舉會的法定出席人數至少應有580名。而為了抵制曹錕發起的總統選舉，孫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動，歡迎議員們南下廣州；軍閥盧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設立議員執行處，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動員議員南下上海；東三省議員也隨張作霖回到了東北。這樣，總統選舉終因人數不足而無法舉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錕見無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達到自己當總統的企圖，於是就招募流氓組成“公民團”，天天組織集會，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馮玉祥等中級軍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軍餉，逼迫威脅，動搖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紛擾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時，為了把出走的議員們拉回北京，曹錕決定用金錢來收買選票，他在甘石橋成立了“議員俱樂部”，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一手包辦，掀開了賄選大幕。

為了籌措賄選經費，曹錕手下到處搜刮。如曹錕四弟曹銳借口籌款，株連到很多無辜的人，大名商會副會長馮化遠被誣告為“制毒販”，逼罰10萬元，最後被嚇出精神病而死；天津證券物品交易所也被他以籌措軍費為名肆意提取資金，交易所最終不支倒閉；曹錕另以借軍餉為名，通令所屬170個縣份，分大中小3級，每縣籌借1萬元到3萬元不等，搜刮民脂膏血，以供其賄選支用。諸如此種，斂財手段多不勝數，共計籌措到1350多萬元。金錢的“魅力”確實吸引了許多議員，他們陸續返回北京。

湊足法定大選出席議員的人數是必須的，當局臨時決定：即使不給曹錕投票，但出席會議者也發給5000元支票一張。10月5日總統選舉當天，北京全城軍警憲一齊出動，在會場外荷槍實彈監視議員。下午2時正式投票，至4時完畢，當眾點票：投票總數為590張，曹錕得票480張，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

曹錕以金錢鈔票為階梯，終於爬上了夢寐以求的總統寶座。他的上位，實在是民國歷史上最高級別的貪腐鬧劇。

賄選不得人心

歷史總是在曲折中前進。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順應世界大勢走向共和，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倒行逆施和張勛復辟的醜劇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到了後袁世凱時代，向來信奉“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北洋軍閥們，居然也“臣服”在共和體制的法律秩序面前，對施行暴力和專制感到心怯而“低頭”，因此不惜大量動用金錢制造輿論，百般討好議員。賄選是選舉的大敵，在選舉人被賄買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