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蹤

嶽飛之死的政治解讀

嶽飛為什麽會被誣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風波亭？這似乎不應成為一個問題。古往今來，且不說專業歷史學者們對此已經多有論說，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從評書故事裏、口口相傳中略知一二。簡言之，嶽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趙構與宰相秦檜一手操辦的，高宗怕篡權，秦檜害忠臣。然而這樣的解釋又難免過於籠統與符號化，不經意間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惡二元兩分的思維窠臼。

嶽飛出身農家，在靖康之變紛紜擾攘之際，幾次三番毅然從戎，投身於保家衛國、進而一雪國恥的戰鬥中，不但剿滅了威脅南宋社會穩定的內亂——流寇與農民起義，還在抗金前線奮勇殺敵，令敵人喟嘆“撼山易，撼嶽家軍難”。嶽飛從一個基層的小校，歷經十多年即成為當時守護一方的類似大軍區司令級別的人物，最終官至樞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興四將”之一。他心系民瘼，治軍嚴厲，在當時兵匪一家，多數南宋軍隊在燒殺擄掠、戕害人民方面與匪寇相差不多的情況下，嶽飛培育出一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擄”的紀律森嚴的部隊，使他的士兵成為深受當時人民愛戴的子弟兵。

然而，“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的戰功赫赫的“精忠嶽飛”，最終非但沒能在民族戰爭的疆場上大展身手，實現“直搗黃龍”的夙願，反而在年富力強之際身陷囹圄，最終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嘆息。於是千百年來，嶽飛被害的因由，一直為大眾所關注，所探究。特別是，到底是秦檜還是高宗痛下殺手，長久以來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沒有秦檜的苦心經營，栽贓陷害，高宗很難抓到縊殺嶽飛的口實；而沒有高宗的首肯，秦檜絕不可能有機會除掉一員大將。從這一點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責任難分伯仲。但出於為尊者諱的傳統，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神聖形象，當時與後來的許多記載，都把秦檜視為殺害嶽飛的元兇。這個，國人應是不難理解的。至於到底是高宗先動的殺機，還是秦檜先有心思，欲必置之於死地，憑借當時和後來被屢次篡改、又歷經近九百年而殘存下來的有限文獻，憑借對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絕對是件異常困難的事情。

嶽飛為何遇害？

近九百年來，嶽飛之死一直引發了人們濃厚的興趣，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都有所論說。概而言之，無外乎以下幾種觀點。

觀點一：高宗對武將的猜忌與嶽飛的質直、強項

宋代開國以來對武將的提防，已經內化為趙宋皇帝的遺傳病，世代相傳。宋之前的五代，不過短短53年，卻有“六姓十三君”，軍事政變接連不斷地上演。及至太祖趙匡胤開國，所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傳奇，也不過是武將政變奪權的再一次重現。既有前車之鑒，宋朝歷代皇帝對有威望的將領的猜忌與有意壓制極其常見。此外，在兩宋之交、版圖震蕩之際，高宗趙構一方面必須依仗軍事將領為其贏得生存空間，而另一方面，卻一直對武將“不尊朝廷”心懷疑懼，深恐養成“尾大不掉”之勢。特別是“苗劉之變”，給高宗一次刻骨銘心的教訓。在這種情勢下，趙構特別忌諱武將的難以控馭，特別忌諱武將的結納民心。他曾對張俊說起郭子儀的故事，勉勵告誡他“若知尊朝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而嶽飛恰恰是一個“質直、堅定、強項”的人物，或者往嚴重點說，有些桀驁不馴，甚至有賭氣使性的時候。

嶽飛桀驁不馴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現出來。當時，身為高宗大元帥府下屬低級官吏的嶽飛因越級上書，反對京師南遷，被革職歸田。回鄉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撫司，在那裏，嶽飛遇到了賞識自己的伯樂張所。招撫使張所賞識嶽飛的軍事才能，破格將其提拔為統制官。但不久嶽飛卻因與上級意見不合，不顧軍紀，帶領部屬分裂出去，擅自行動。這一舉動毫無疑問是嚴重的違紀行為。

如果說，這次違背上級命令，嶽飛年方25歲，年輕氣盛，是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後的紹興七年，嶽飛已經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是南宋極重要的大將。這一年，高宗起初答應嶽飛要將大將劉光世的部隊並入其麾下，後來卻出爾反爾，讓嶽飛壯大隊伍、措置北伐的計劃遭挫。倔強的嶽飛，竟向高宗上了乞罷帥職的奏疏，且不等答復，就怒上廬山給過世多時的亡母守喪去了。高宗派嶽飛的部將上山請嶽飛回來，嶽飛拒不接受詔命，僵持了六天，最後部下無可奈何地質問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廷相抗乎？”毫無疑問，嶽飛賭氣使性，連部下都認為是欲“與朝廷相抗”，那麽，比嶽飛還小四歲的高宗豈能不怒火中燒？但高宗竟然容忍了，當面說了些“朕實不怒卿”的話寬慰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