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蹤（第2/19頁）

紹興十年，嶽飛終於有了在抗金戰場上大展身手的機會，他揮師中原，前鋒所駐紮的朱仙鎮，距離舊都開封僅有45裏。正當形勢大好，嶽飛希望得到友軍的配合，一舉恢復舊都的時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隊先行後退，造成嶽飛一軍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並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將其從北伐前線召回。“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嶽飛心中的憤懣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態復萌，撂挑子不幹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廬山，到母親墓地守喪去了。嶽飛與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經過這些事件，愈發淡薄。

此外，相對於當時官場的苞苴公行，相對於眾大將的熱衷經營產業，嶽飛卻是一個不經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過著淡薄清廉的生活。這本是難得的寶貴品質，但統治者卻未必這樣看。範增就曾提醒項羽說：“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說，不貪圖物質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統治者認為是賺取人望，包藏覬覦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劉邦做了皇帝，蕭何就不得不“自汙”以圖自保。而當名望如日中天的嶽飛有“邀譽”之嫌時，趙構就不能不大動肝火了。

置嶽飛於死地的“罪證”中，有一條就是高宗親自定性的：“比遣張俊、嶽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眾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嶽飛到底曾否說過這樣的話，還是有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是大有疑問的。但不論如何，上述高宗的話，足以見其對屬下“附下以要譽”的警惕和極端反感，高宗唯恐嶽飛深得百姓將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觀點二：高宗擔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嶽飛直搗黃龍，迎歸徽宗、欽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確，又不正確。正確的是，這樣的口號在當時確曾響徹朝野，起到了鼓舞民眾對金鬥爭的作用；不正確的是，在高宗的內心，是絕不願徽、欽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歸來，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於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學生上書反對，他們認為高宗不該即位，待到欽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處置？由於說到高宗痛處，慘遭殺害。

徽宗其實早在紹興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間的五國城。此後能對高宗皇位構成威脅的，只有其哥哥欽宗。紹興十二年，宋金合議達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韋氏南歸之際，“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趙桓的這番表白，是明白無誤地告訴趙構：我是不可能與你爭奪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給我一個閑職就感激不盡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欽宗所講，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趙構還是不願一時心軟，答應這個簡單的要求，免得養虎為患。從高宗的一己私利出發，不得不承認，這是個頗為英明的決定。

後來的明朝“奪門之變”，就足以證明廢帝還是有號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憐的欽宗只能在北國邊陲，望斷南飛雁，郁郁中客死他鄉。不過但凡欽宗明智一點，也能料想到這個結局。欽宗在位時，金人包圍開封，提出以親王為質，以表達求和誠意，那時不正是欽宗指派趙構去幹這個苦差事（當然，後來趙構因禍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報李，這回趙構算是出了一口氣了。

嶽飛根本沒見過徽欽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歸二聖”，也不可能是不忠於高宗的表現。但是，嶽飛念茲在茲，矢志不渝地堅持抗金復國，反對退讓苟合的夙願，是與高宗那個偏安一隅的總體願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趙構，首先要考慮的，是穩定有限領土內的統治秩序，考慮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內有從前線潰退下來的散兵遊勇打家劫舍，還有不甘政府苛捐雜稅的壓榨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待至將領們陸續平定了內亂，宋高宗又覺得將領們勢重難制，擔心尾大不掉。於是長久以來，結束戰爭狀態，鞏固對內統治，就成為高宗的首要目標。說宋高宗被金人嚇破了膽，只知妥協求和，未免太小瞧了這位中興之主。宋高宗再昏聵，也不可能在統治牢固的基礎上嫌地盤太大。此外，“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意味著必須提供大量的物資供應，兵燹之余，生產遭到破壞，社會凋敝，對民眾的過量誅求，已經造成了動蕩不安的局面。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組織大規模的戰略反攻力不從心。於是一旦條件允許，他是決計於不惜代價求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