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石鑒鏡（第4/15頁）

赫德更加忘不了的，還有那次人數不多、規格很高的飯局，就在那道山西名菜糖醋鯉魚端上桌時，親王意味深長地說起了一個典故。

話說東漢南陽太守羊續，為官清廉，在拒腐方面很有一套。一天，羊續的屬下府丞焦儉見羊太守過於清苦，便給他送了條活鯉魚。面對這條魚，羊續左右為難，無奈之余，只好暫且收下，等焦儉一走，便叫人把鯉魚掛在府邸屋檐下，沒過幾天，風吹日曬就成了一條枯魚幹。直到有一天，焦儉又笑嘻嘻地拎著一條更大更鮮活的鯉魚來拜訪羊續。羊續不說話，只是笑著指指那條懸掛著的枯魚幹。領悟到長官的一片苦心，焦儉紅著臉，收起魚退了出去。從此，風幹之魚便成為活生生的教材，瞪著蒼白的死魚眼，警示後人別再行賄進貢。這件事傳出去後，府吏們被羊續的高風亮節所折服，以後再也沒人來禮賄他了，“羊續懸魚”的典故也就流傳了下來。

來華十年，赫德雖說對史籍舊章多有涉獵，可中國歷史實在太悠久，戒石他見過，也知道來歷，羊太守的拒腐傳奇，他還是第一次聽說，但聰敏的赫德馬上就明白了親王的深意。1700年來，有幾個熟讀典籍的官員不知道這個出自《後漢書》的典故？他們卻依然陷入貪瀆的怪圈。

不能說大清的統治者們無所作為。前清時代，對官員的考察、監察、懲罰，沿襲了歷代王朝的一整套制度，比如設立專職禦史官，其職責就是彈劾貪瀆官員，但這套監察制度是為專制君主量身定做的，人治色彩很濃，其效用受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影響較大。禦史制度通過以官糾官的形式來進行反腐，其調控官場的意味應該更濃。在統治集團日益腐化，政治腐敗每況愈下的情況下，他們也不例外地會不斷腐化，“專徇贓私，驕恣跋扈”，成為內部政爭的工具。

或許，這個“幾無一處衙署幹凈”的龐大帝國，就像未經處理的鮮魚一樣，早已糜爛腐敗了。

為報答親王的知遇之恩，赫德曾不止一次許下諾言，要在林林總總的衙門中，保證“海關稅司一枝獨清”。現在，親王借魚說事，敲打自己，一定情非得已。要知道，海關稅收可是親王最後的依靠。

赫德的表現沒有讓親王失望。不和別的衙門比，就拿海關自身來說，由他管理的“洋關”（“新關”）比清政府官員主管的“常關”（“舊關”）要好太多。前者負責外輪貨物的稽查征稅，工作效率高，不論是“洋員”或“華員”，都能清廉自守；後者管理國內民船貿易，則懶散草率，貪腐連連。

早在“新關”設立前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國就建立了四大海關：粵海關（廣東）、江海關（江蘇）、閩海關（福建）、浙海關（浙江）。它們都是由清朝官員管理。由於管理散漫松弛，受賄縱私成風，走私漏稅一直十分嚴重，清政府應入的關稅被層層私吞。1852年，江南道監察禦史梁紹南上奏稱，經粵海關管轄的地域僅白糖、冰糖每年就進口不下五六千萬斤，但在當時粵海關的記錄上，僅得一千五六百萬斤。梁紹南說：“近年以來絕少呈報（進口的白糖冰糖），其為偷漏，更屬顯然。此外如進口之洋參，出口之綢緞，皆屬大幫貨物，近年稅冊，俱覺寥寥。廣東如此，外省各關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見。”

用人唯親則是公開的事實。以粵海關為例，作為當時全國四大海關中最重要的海關，據舊《粵海關志》記載，嘉慶二十三年，欽派粵海關的一位監督，就將他的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巡役安插到粵海關下面的總巡口、黃埔口、江門口等各總口和小口擔任各式要職。他們的薪水，由監督署辦公費開支。這並不是個案，當時粵海關的監督都是這樣做的。

當時，清政府征收的關稅其實並不多，主要有兩項：船鈔和貨稅，而貨稅的稅率極低。但是，粵海關的官員們巧立名目私設的各種稅費卻多得驚人。例如，黃埔口就向過往船舶貨物私收進港費、離港費、停泊費、糧道捐、分頭、火耗、驗艙、貼寫、領牌等近70項，所得統統被上下官吏私分。1763年，兩廣總督蘇昌上奏稱，粵海關各項陋規銀兩，“每年不下六七萬兩，從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對於這些陋規銀兩的征收，外國商人強烈不滿，屢次要求清政府減免，但往往舊的規費被上級明令繳公，新的規費名目又現，至於其他私相授受的賄賂，更無法統計，總歸是“瞞上不瞞下”。

於是海關就成為清廷最著名的肥缺，被中外商人指責為清代官員腐敗的典型代表，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貪腐案件層出不窮，儼然是腐敗的重災區。為什麽赫德一到任，就能“刷新關政”，杜絕舞弊，而常關卻還是吃拿卡要，濤聲依舊？赫德到底用了什麽樣的點金之術，化腐朽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