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上北京告禦狀（第4/6頁）

光緒元年（1875）十月十八日，戶部給事中邊寶泉率先發難，上奏揭發胡瑞瀾與浙江巡撫楊昌浚素來交好，胡瑞瀾辦理楊乃武案時“外示嚴厲，中存偏袒”，有官官相護的嫌疑。尤其在關鍵環節上，胡瑞瀾沒有詳加追究：一來是因為胡瑞瀾本職掌學政，沒有辦過刑事案件，抓不住要害；二來胡瑞瀾為楊昌浚的下屬，其考成決定於楊昌浚，他當然不敢翻案得罪楊昌浚。為了表示公正，邊寶泉建議該案應該交給刑部從頭審理。

這位邊寶泉倒跟前面那位刑部給事中王書瑞不同，並非浙江籍官員。他原籍奉天遼陽，其祖先隨清軍入關，屬鑲紅旗漢軍籍。在嚴厲防範漢人的清王朝，邊寶泉可謂是朝廷的親信一派了。甚至當年風雲人物直隸總督李鴻章獻瑞表，他也敢上書揭發李鴻章其人妄言妄為，不過是媚上取寵。

邊寶泉奏疏上後，不但得到百姓的一片叫好聲，還得到了許多官員的鼎力支持。當時懷疑楊乃武案案情可疑的除了浙江籍官員如夏同善外，還有大學士翁同龢（江蘇常熟人，光緒皇帝老師）、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獄的司官林拱樞（林則徐第五子）等官員，因而支持將楊乃武案交給刑部復審的官員勢力很大。但出人意料的是，慈禧太後卻沒有批準，理由是按照清朝慣例，刑部作為職掌全國刑獄的部門，事務極為繁忙，凡外省審理過的案件，不能再遞交到刑部重新審理。不過，慈禧太後雖然否定邊寶泉的提議，但卻同意將此案案卷交給刑部詳細審研，看是否有可疑之處，一一標出後，再交胡瑞瀾進一步查究明晰。顯然，這既是懾於朝野的輿論壓力，也有慈禧太後復雜的心理在裏面。

江浙是朝廷賦稅重地，也是慈禧太後心中最深的痛。自太平天國平定，江浙之地一直為湘軍所把握，成為朝廷的心腹大患。清廷曾經想努力改變湘軍坐大一方的局面，並為此采取了種種措施，然而隨著同治九年（1870）七月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南京遇刺，朝廷從湘軍手中奪回江浙的計劃徹底破產。盡管湘軍鼻祖曾國藩不久後去世，但江浙地方實權長期把握在湘軍一系手中，即使是中央政令，也經常有力所不能及的時候。楊乃武小白菜案為浙江封疆大吏親自審定的要案，如果輕易發到刑部復審，那些浙江地方官員如何能服氣？浙江巡撫楊昌浚為湘軍重要將領，在已經七審七決的情況下再懷疑他的審案結果，湘軍那些人會不會又認為朝廷是有意針對他們？就算楊乃武小白菜有冤情，考慮到種種不穩定的因素，慈禧太後也不願意輕易與地方失和。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冤案，也許反倒是向湘軍下手的一個機會。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下，慈禧太後這才同意將案情發給刑部審查。

刑部接到案卷後不敢怠慢，抽調大量人手日夜閱覽材料，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找出疑點。很快，一些疑點被羅列出來：如楊乃武向“錢寶生”購買砒霜，“錢寶生”作為最重要證人，卻僅僅被余杭知縣劉錫彤傳訊過一次，其後各次審訊均未提鞫，也從來沒有讓楊乃武與其當面對質，這豈不是太不合情理？

刑部提出的疑問被發給浙江學政胡瑞瀾，要求他如實答復。胡瑞瀾本來就是個學者，擅長文字上的功夫，立即上了一篇長奏，不但回答了刑部的疑問，還對所有疑問都作了細致彌縫，整個案情看起來更加無懈可擊。

因為眾人心中已經認定楊乃武是冤案，而朝中大臣為了迎合慈禧太後想借機對浙江官員下手的人大有人在，胡瑞瀾這種答復當然不能令人滿意，質問他的聲音此起彼伏。

就在這個時候，經手楊乃武案的重要人物浙江按察使蒯賀蓀突然於光緒元年（1875）十二月初二病死。不久前，蒯賀蓀之子也已經病死。街頭巷尾將其父子之死與楊乃武案聯系起來，為此議論紛紛，滿城風雨。

紅頂商人胡雪巖也沒有停止對此案的關注。在他的努力下，翰林院編修夏同善召集了在京任職的浙江籍官員，發動大家要為家鄉做實事，當然，這實事就是要為楊乃武翻案。如果楊乃武冤情不得昭雪，整個浙江的讀書人都將沒有面子。在夏同善的號召下，浙江籍京官包括內閣中書汪樹屏、羅學成，翰林院編修許景澄，戶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陳其璋，戶部主事張楨、何維傑、周福昌、吳昌祺、徐世昌、徐樹觀，刑部員外郎鄭訓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刑部員外郎汪樹堂（汪樹屏兄長），主事戚人銑，工部員外郎吳文諤、邵友濂，工部主事梁有常共十八人，聯名寫了一份呈詞，其中舉出了楊乃武一案中種種可疑之處，還增加了他們聽聞來自家鄉的消息，要求朝廷將此案交給刑部審理，並昭示天下，以釋群疑。又說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將無一人肯讀書上進矣。呈詞由二十八歲的浙江余杭人李福泉呈遞到都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