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上北京告禦狀（第2/6頁）

胡雪巖，名光墉，字雪巖。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徽商，其人生經歷跌宕起伏，充滿了傳奇色彩：他本貧窮出身，幼年幫人放牛為生，長成後從錢莊學徒開始做起，通過結交朝中權貴顯要王有齡、左宗棠等人，納粟助賑，為朝廷效力，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其勢力最盛時，整個江浙商業都在其操縱下，資金達兩千萬兩以上，田地在萬畝以上。

楊乃武案發生時，胡雪巖正在杭州籌辦胡慶余堂中藥店。他有一個幕友名叫吳以同，剛好與楊乃武是同科舉人。吳以同與楊乃武相交頗深，知其為人正派，此案必有蹊蹺。他將楊乃武的情況告訴了胡雪巖。尤其當胡雪巖得知楊乃武姐楊菊貞正準備二次進京、冒死上告時，深為感動。他派人將楊菊貞接到自己的住處，表示願盡綿薄之力，資助她上京的全部費用。

正在這個時候，浙江籍官員翰林院編修夏同善因丁憂期滿，準備起程回京。胡雪巖為其餞行時，有意讓吳以同作陪，席間趁機說了楊乃武一案的經過。夏同善深為震驚，當即答應要鼎力相助。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楊乃武妻子詹彩鳳帶著母家幫工姚士法再次進京告狀。到達北京後，二人先去找了夏同善，夏同善暗中指點二人不要再將申訴狀交給都察院，而是轉交給步軍統領衙門。申訴狀遞進去後，更是被《申報》以《浙江余杭楊氏二次叩閽原呈底稿》為題全文刊登出來。尤其《申報》還進一步地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法律現狀，對於中國司法中的秘密審訊、濫用刑罰和官官相護等弊端給予了強烈的抨擊。一時間，朝野上下都在談論楊乃武一案。步軍統領衙門倍感壓力，便將申訴狀上奏慈禧太後和同治皇帝。不久，諭旨下達，要求浙江巡撫與浙江按察使重新復查此案。

浙江巡撫楊昌浚接到諭令後，為了表示不先入為主，秉公執法，不枉不濫，將案子委托給新到任的湖州知府錫光和紹興知府龔嘉俊、富陽知縣許嘉德、黃巖知縣陳寶善四人共同審理。此次復審，楊乃武見審訊官員換了一撥新人，料到事情有了轉機，便立即推翻原供，聲稱自己與此案根本沒有任何關系。小白菜見這次沒有動刑，也趁機翻供，堅決否認自己毒死了丈夫。

錫光雖然剛剛到任，卻是個老滑頭，一看情況不妙，審了一次後就托詞不再參與，審訊官就剩下了紹興知府龔嘉俊和知縣許嘉德、陳寶善。但審了幾次，兩名主犯就是不認罪，三名審訊官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正是尷尬之際，同治皇帝突然駕崩，全國舉哀，審案就此暫停。拖了一段時間後，三名審訊官也不管案件依然懸而未決，主動向楊昌浚遞了辭呈，請求另派大員來審理。

光緒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光緒皇帝（帝名載湉，醇親王奕譞子）即位，年僅四歲，由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本來新皇帝即位，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楊乃武、小白菜一案因審而未結，且案情重大，悖逆人倫（古代妻子殺死丈夫是以下犯上，被視為“逆倫”），因而不在特赦之列。不過之前審案時楊乃武、小白菜雙雙翻供的消息已經被《申報》報道出來，由於案情反復，撲朔迷離，引來朝野矚目。朝中不少大臣尤其是一些浙江籍京官開始密切關注此事。本來一樁單純的刑事案件，終於因為有朝中官員的介入，而引入了錯綜復雜的黨爭背景。

光緒元年（1875）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給事中王書瑞（浙江長興人）率先上疏彈劾浙江巡撫楊昌浚等人“復審重案，意存瞻徇”，指責浙江官員是有意拖延案情，目的就是要讓楊乃武、小白菜二犯和相關證人不堪折磨，瘐死在大牢中，從而可以草率結案，維持原判，以利考成（指官吏的升遷降貶）。王書瑞還進一步分析了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說是楊昌浚明顯懷有私心，以致“明知事有冤抑，只以回護同官，礙難從實辦理，不承審此案，現俱設法脫身。以致日久未能昭雪”，並指出如果繼續拖延，只會給楊昌浚機會讓他暗中布置殺楊乃武、小白菜等人滅口。

這一奏疏言辭非常尖銳，矛頭直指浙江巡撫楊昌浚。而且王書瑞奏疏上後，京官應者雲集，紛紛緊跟著上書彈劾。楊昌浚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不得不上書為自己辯護，說決非有意遷延案情，實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國恤，兼有本省科考；又指出楊乃武、小白菜雖然翻供，但藥鋪老板“錢寶生”供詞始終如一；楊乃武家人還多次到藥鋪鬧事，脅迫“錢寶生”翻供。

盡管如此，由於此案鬧得朝野聳動、家喻戶曉，受到的關注度實在太高，慈禧太後還是決定不理睬楊昌浚的辯護，派剛簡放浙江學政的禮部侍郎胡瑞瀾（湖北武昌人）就近復審，並嚴命楊昌浚好生看管犯人和證人，一旦有瘐斃發生，將給予嚴懲。這裏特別要強調一句，楊昌浚（湖南湘鄉人）是湘軍的重要將領。關於湘軍與中央朝廷的矛盾，《刺馬案》中已經有明述。實際上，從政治力量開始介入楊乃武和小白菜案後，更為復雜的暗中角力就已經開始了。案情開始籠罩上一片陰霾。